2016年1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医改蓝皮书”——《中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报告》（2015—2016）正式发布。扫描、聚焦两年内主要医改政策及业界动态，“蓝皮书”以全球视野、历史纵深，中肯解读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系列亮点、难点与创新点。
三明医改 星星之火或燎原
新医改推进至七年之期，作为政府主导、系统整合管理体系的代表，三明模式俨然有燎原之势。“蓝皮书”作者在行文至三明医改时禁不住感慨，“在中国，发端于基层的改革，往往最具有冲击性和震撼力。”
“蓝皮书”强调三明医改对我国现有医药卫生领域管理体制的改革最有借鉴意义。与此同时，三明医改制度设计中的一些问题也在书中得到分析。
首先，政府之手伸进医院内部管理，对院长和医护人员设定了统一的年薪标准，显然不符合市场经济多劳多得、效率优先的基本原则。
其次，医护人员的薪酬来源于医院的医务性收入，按照现行的医院收费制度，在患者没有持续增长的情况下，医院的医务性收入基本恒定，意味着医护人员的收入标准很快变成刚性，医护人员的激励就很难长久。
再次，院长年薪由政府财政支付，但院长绩效考核又与本院的医务人员绩效相关，这一制度设计增加了绩效考核的操作难度。
最后，尽管数据及比例存疑，但少数医院骨干医生选择离开的事实，让蓝皮书作者很难认同三明的院长与医护人员年薪制真正“大幅提高了医护人员的收入”这一论断。
药改、公立医院改革牵连
公立医院改革选取的切入点正是破除“以药养医”，两项改革关联程度巨大。
原北京市医改办主任韩晓芳在“蓝皮书”中撰文表示，在以药补医机制和服务体系不完善的情况下，快速增长的费用就像黑洞，导致巨额财政效能低下。
她介绍，新医改前5年，各级财政投入1300多亿元用于基层医疗机构基本建设投资、重大设备购置、改造维修等，中央财政还投入数百亿元用于化解基层医疗机构的债务，每年补助数十亿元用于增加基层医疗机构医生的绩效工资……全国财政医疗卫生支出年均增长24.4%。
但权威数据显示，2008-2012年个人卫生支出上涨幅度高达64.3%，2015年该指标在2013年基础上又增长了13.4%。
文中对服务体系不完善的阐述为，医院级别与床位规模、技术准入、行政级别、人才配置和薪酬待遇等相联系；倒三角形的资源配置必然导致服务体系倒三角化，其结果不仅使分级诊疗政策落空，而且助推了医疗总费用上涨；医院基本建设吞噬了大量财政资金和社会资金，二级以下医院和基层医疗资源总体利用率不足，形成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
“实证研究证明，中国药品费用增长更主要的因素来自药品使用量的增加以及药品组合的更新（技术进步），而非药品价格。”中国医药工业信息中心研究员王耀忠在蓝皮书中如是表达。
回顾“以药补医”难破解的问题，他表示，特殊的中国医药市场和计划经济体制遗留是关键原因。比较欧美与中国医药市场，前者是专利药（市场份额超过80%）推动的市场，医药市场的发展以技术进步为基础，医药企业具有相当的市场垄断力；后者则是由通用名药（市场份额在70%～90%之间）推动的市场，医药市场属于竞争相当充分的原子型市场。
中国医药市场还有一个关键的特征即“买方垄断”，超过80%的药品是通过医疗机构销售的，在“医药不分”的药品流通体制下，处在患者和药品供应方之间的医疗机构几乎是“唯一”的卖方和买方。
医生集团：多点执业完成质变？
2015年底《人民日报》援引国家卫生计生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调查结论称，“医生集团在盘活有限医疗资源、促进公立医院人事制度改革、加快薪酬制度改革、助力分级诊疗、推动社会办医、塑造医生品牌等方面，可能具有积极影响。”
调查同时发布了不完全统计数据，即国内共有30多个医生集团。研究人员明确其中有3种执业类型，即体制内执业、体制外执业、线上执业。
投资基金一时间也密切跟进，某体制内医生集团获千万规模投资、深圳某医生集团获两千余万元“天使轮投资”等消息不绝于耳。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少数融资成功，更多却是融资落空或失败的，医生集团热潮下的冷思考逐渐成型。
蓝皮书将医生集团遇冷的原因归结为以下两点。
第一，组织属性的问题。比如深圳博德嘉联医生集团，即便拿到工商执照，也是以有限责任公司名义进行登记注册的，目前法律还没有对这类组织的性质、申请条件、经营范围等做出相应的规定，政府如何监管也无规定。
第二，医生集团内部的治理与管理模式正在探索。医生与医生集团如何进行收益分享、医疗责任分担等没有成熟的体系。
“没有法律护航，很难茁壮成长。”这是蓝皮书给出的医生集团未来发展论断，同时，作者表示说，“在体制没有根本改革之前，探讨如何让医生集团与现有体制相衔接、相互补充，具有巨大的借鉴与启示作用。”
医改之术 打造“健康包产到户”
回归医改全局，蓝皮书作者之一房志武结合自己近20年海外医疗服务、商业保险的从业经历，以及对中国改革开放历程回溯，提出以每一位患者的得失利益，为每一项医改措施的根本设计指针，以“户”为唯一单位进行测算、考核和改革，这样才能让顶层设计拥有底层的基础，也许能够为医改打开一扇新的窗，走出今天的困局。
所谓医改的“包产到户”，指的是一定要找到一个强大的专业机构为患者这个“户”的“长期”整体健康状况负责，而且是真切的责权利捆绑。作为支付方的保险机构具有天然的使命。
房志武表示，目前社保经办机构人员配置是以医院、药店等大小单位为管理目标，远远没能管理细化深入每一户参保人，在发达国家，这一职能要么由从业人员数以百万计的商业保险机构承担，要么建立更庞大的政府经办协作网络来完成。
“这个机构必须强大，且高度专业，监督能力必须是达到主动和精准的程度。而监督能力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依靠对软件、硬件实打实地引导开发来实现的。”他举例，就像交通秩序管理中的十字路口摄像系统，需要硬件突破，也需要海量影像分析等软件的突破。正因此，驾照评分体系等政府交通法规的升级改良，完美实现了市场经济与政府工作的和谐共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