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5月17日，为降低药品价格，减轻群众负担，国家卫生计生委在官网公布了3种药品的国家谈判价格。3种药品中，一种是治疗艾滋病和乙肝的抗病毒药——韦瑞德，另两个是治疗非小细胞肺癌的分子靶向药物——凯美纳、易瑞沙。

据记者调查，谈判前，3种药物在各地医院、药房药价大致分别为1000元、2753元、5000元；谈判后药价变为490元、1399元、2358元，降幅在50%左右。

关注到国家发布的韦瑞德谈判价格后，湖北省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肝病科副主任医师方清很是震动。他说，对药物的价格进行国家统一规定，这尚属首次。国家公开价格带来的权威性，让医生和患者感到很安心，不会再将药费与经济利益联系起来。此外，国家以代表整体国民的方式，通过与药品厂家的谈判，致使药价降幅能如此之大。

“这个价格能谈判下来，说明药是可以卖这么便宜的。”对比起谈判前后的价格变化，方清感慨。

据方清介绍，韦瑞德在国家谈判后，对其科室带来的直接影响是，科里常用的恩替卡韦（韦瑞德同类药）从每个月700元左右降到了360元，也降了近一半。方清分析，这是市场充分竞争的结果。

这5种药品药价的国家谈判只是一个开始。2017年4月14日，人社部发布通告，对包括特罗凯在内的44个品种药纳入《2017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谈判范围，涉及25个进口药。5月4日，在人社部第一季度新闻发布会上，人社部新闻发言人卢爱红表示，这44种药品的谈判争取上半年完成。

 

记者调研时发现，专利药、独家生产药药价谈判后，政府将优先将其纳入医保，部分地区甚至会在医院绩效考核时对谈判药物“特别对待”。

2016年5月20日，在首批国家谈判药物结果公布的同一天，国家卫生计生委等7部委联合下发通知，明确要求将国家药价谈判品种进行重点评审，对其可负担性进行科学测算和评估，完善医保支付标准制订规则。

国家卫生计生委还联合财政部力促谈判药物在卫生计生部门负责的新农合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中得到体现：“力争在2016年10月底前将国家谈判药品纳入新农合报销药物目录，并报国家卫生计生委基层司备案。基金支出压力较大的地区，可选择部分品种或从大病保险做起。且在统筹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统一报销政策的过程中，及时将谈判药品纳入报销范围。”

相关文件下发后，国家卫生计生委密集统计各地跟进情况，并挂网公布。根据2016年12月23日统计的数据显示，已有23个省份将谈判药品纳入各类医保合规费用范围。跟进力度最大的省区市尚属上海市、福建省、重庆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这5个地区已将3种谈判药物全面纳入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另有14个省份将3种谈判药物纳入新农合，8个省份纳入大病保险。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也有跟进。2017年2月21日，在其印发的新版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2017年版)中，将替诺福韦二吡呋酯、埃克替尼、吉非替尼三种药物均纳入乙类目录。

中国胸外科肺癌联盟主席、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胸外科主任支修益告诉《中国医院院长》，青岛和广州市曾在全国率先将基因突变的分子靶向药物纳入医保，其后的经验表明，其确实可以达到降低患者整体就医费用的目的。

 

在各地医保跟进的同时，重庆市更进一步，在公立医院药占比考核中对3种谈判药物“网开一面”。

根据4月10日重庆市政府网发布的消息，重庆市卫生计生委发布通知，在国家明确的2016—2017年采购周期内，对国家谈判药品暂实行单独核算，各医疗机构统计、填报药占比指标时不计算此3种药品。

对这一做法，业内人士看法不一。听闻消息，支修益十分兴奋，他说：“重庆市的这个政策，对肺癌领域的患者和医生而言，是一个重磅的好消息。”

他解释说，像凯美纳和易瑞沙这样的分子靶向药物，在临床上应用具有独特的优势，如只须在门诊开药口服，不须住院；不像细胞毒化疗药物容易引起骨髓抑制、恶心呕吐等毒副作用，节省了不少升白细胞、止吐的辅助用药；然而，由于价格较高，即使没有纳入医保，患者自费，在很多医院依然用“药占比”这一重要的指标考核科室和医生的绩效。根据既往经验，如果这些靶向药物一旦纳入医保，医生和科室将面临更为严格的“药占比”考核。而将“药占比”纳入绩效考核的做法，将直接影响药物给有需要患者的使用。

据一位业内人士介绍，医院考核自费药药占比的常见做法是，由医院信息部每个月统计每位医生的开药情况，并每隔一段时间，在科主任会议上公布，有的医院会让“名列前茅”的医生暂时停止开药或停用名列前茅的药品。

支修益认为，重庆市能够在靶向药物纳入医保的情况下，又不纳入医院对科室“药占比”考核，无疑将使得医生有针对性地给晚期肺癌患者应用药物，让患者在受益的同时，也没有影响到科室的绩效考核。对医患双方来说，都是福音。作为中国最年轻的直辖市，重庆市卫生计生委能够率先做到如此地步，的确为全国树立了好榜样。

他建议，其他地区的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和公立医院管理者在考虑上级医管部门绩效考核的同时，特别是分子靶向进入医保报销目录后，能够参考重庆市的做法，并主动听取医院、医生和晚期肺癌患者的建议，不断积累总结经验，积极推进这一惠民政策在全国各地的实施。

然而，在方清看来，这样的做法显得有些“画蛇添足”。他说，如果谈判药品具有一定程度的不可替代性，那么国家谈判大幅度降价后，本身该增加的临床使用率一定会增加。在药品市场中，不应对其提供更优惠的策略，而应将其与同类产品置于同等位置进行公平竞争。

据方清透露，国内仿制的替诺福韦二吡呋酯即将上市。

 

对专利药和进口药进行的国家药价谈判，正在轰轰烈烈地进行。然而，记者在采访时发现，每一种药物都有其特有的市场生态，药价谈判后对其市场走向的影响还须时间检验。

一位感染性疾病科医生告诉记者，作为临床一线医生，韦瑞德价格国家谈判后，他十分期盼医院药房能采购到该药品。医院药事管理委员会也曾对药品进行讨论，但讨论的结果是药品并没有进医院药房，而是进入了医院周边的大药房，而在大药房的售价，是在国家谈判价格的基础上加价了15%。

这位医生告诉记者，虽然对确有韦瑞德所需的患者，医生会介绍患者到外边药方拿药，但毕竟因为属于非正常途径，不仅增加了医患沟通成本，还因为医院信息系统没有药物使用记录，给随访管理带来麻烦。

他说，对慢病的管理，医生观察患者的治疗依从性十分关键，其中，很重要的客观手段是查看在医院购药的时间，如果患者在外边购药，医生就失去了起点和终点的控制。

这位医生透露，在他们专业，按国家谈判价格正常处方药品的医院很少，有的医院甚至会出现断药的情况。他分析，重点不是卡在了“药占比”，而是利润被急剧压缩后，原有的药品供应链断裂。

他还认为，药价谈判可以看做是另一种形式的“取消药品加成”，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一家三甲医院药品加成取消前，药房每年利润有3000万元，其中1000万元用于药房设备的维护和人工。加成取消后，设备的维护和人工成为医院的一大负担，而医院正积极寻求国企药厂接手。

4月11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胡祖才在北京召开的医疗服务价格改革工作座谈会上明确提到，各级各类公立医院于9月底前全部取消药品加成，除中药饮片外的药品实行零差率销售。

在肿瘤领域，对晚期癌症患者进行靶向药物治疗后慈善赠药是企业的常见行为模式。一位业内人士告诉《中国医院院长》，药价谈判后，企业调整了赠药策略，原来患者服用6个月即可获得赠药，如今服用11个月才能获赠。

此外，不管是韦瑞德，还是凯美纳和易瑞沙，由于是日常用药，在经济条件不好的地市级和县级患者中间，不少人仍通过各种渠道购买外国产的药物。

有业内人士告诉记者，韦瑞德的原产地在南非，其在当地的价格折合人民币在100元左右，出口价折合人民币也不到200元；印度产的肺癌靶向药物，虽然质量难以保证，每月四五百元的花费对国内一些患者仍十分具有吸引力。“这是否会造成国内药品市场的萎缩？”此业内人士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