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明剑的家人对他失去了信心，经商量后一致决定将其送到北京一家戒毒医院。2015年8月，经过十几个小时的长途跋涉，赵明剑被送到医院。他很不情愿地留下来，并不知道家人对他已不抱有任何希望，将他送至医院只是甩包袱的行为。

作为自愿戒毒者，赵明剑的选择并不多。西南大学心理学部应用心理系主任汤永隆告诉《中国医院院长》，目前全国有资质的、开展床位50张以上的戒毒医疗机构仅有10多家，大部分分布在长江以南。如将自愿戒毒医疗机构和吸毒患者的需求加以数字量化，医院供给为1，吸毒患者需求为3000，二者之间存在着巨大差距。

自愿戒毒供需矛盾一方面考验着国家戒毒体系，另一方面也为市场力量提供了发展空间。

2016年初，国家禁毒委员会对社会发布的《2015年中国毒品形势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显示，截至2015年底，全国共有在册吸毒人员234.5万人（不含戒断三年未发现复吸人数、死亡人数和离境人数）。按照国际通行换算比例，吸毒总人数大概是显性吸毒人数的4到5倍。去年，各级政府和司法机构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实际吸毒人员超过1400万。

《报告》指出，中国登记在册吸毒人员数量持续增长，2015年，全国共查处有吸毒行为人员106.2万人次，其中新发现吸毒人员53.1万名，同比分别上升20%和14.6%。吸毒人员呈现低龄化、多元化趋势，毒品的社会危害日益严重。

庞大的吸毒人群基数给国家戒毒体系带来巨大挑战。

2008年6月1日，随着《禁毒法》的实施，劳教戒毒被废除。当下主要的戒毒方式变成自愿戒毒、社区戒毒、强制隔离戒毒。目前，国内共有770多所强制戒毒所，共计拘戒43万名吸毒人员。“强制戒毒所没有医生护士，只做日常管理和心理疏导，无法起到治疗的作用，因此，复吸率极高。”台湾心理学家汤永隆说。

社区戒毒是一种居住治疗模式，具有相当大的开放性和自愿性。它集戒毒和仿家庭环境于一体，让患者住在一起，相互帮助，相互制约，以集体治疗为基础，以高度结构化、等级化的家庭氛围为手段，最终促成个体行为和人生观的转变。2008年开始实施的《禁毒法》明确了社区戒毒的地位，要求社区整合力量，与戒毒人员签订协议书，对每个社区戒毒人员成立由家属、社区干部、公安以及卫生、民政部门人员组成的监护小组，期限为3年。

中国实行的社区戒毒严格意义上讲仍带有强制色彩。根据《禁毒法》的规定，对吸毒成瘾人员，公安机关可以责令其接受社区戒毒。目前，全国多地开展了社区戒毒的实践，但由于戒毒工作人员缺乏、专业性不强，戒毒人员就业渠道不畅通等原因，该项工作成效并不如预期那样明显。

目前全国普遍开展的美沙酮门诊也属于社区戒毒的范畴。美沙酮替代治疗作为一种有效的戒毒手段，近10年来得以在全国有效推广。根据公开报道，截至2013年底，全国共建立700多所公立属性的美沙酮门诊，政府对其提供经费支持，吸毒人员每天喝一次美沙酮，可保持24小时内不犯瘾，只需交10元手续费。

由于美沙酮替代治疗只对戒毒仍未脱瘾的滥用阿片类物质（吗啡、海洛因等）成瘾者有效，对新型合成毒品无能为力，因此，其涵盖的吸毒人群范围并不大。据了解，目前传统毒品（海洛因等）吸食者占吸毒人群的30%～40%，合成毒品（冰毒等）吸食者占吸毒人群的60%～70%。

原安徽淮北市精神病医院、现北京高新医院住院总医师徐杰告诉《中国医院院长》，海洛因是抑制剂，吸食以后会让人放松。而合成毒品是兴奋剂，吸食后会损伤脑神经，进而出现精神症状。后者的治疗主要是先用精神类药物缓解精神症状，再借助心理疗法去除心瘾。二者的治疗完全不同，目前的社区戒毒对合成毒品吸食者作用有限。

另一方面，同强制隔离戒毒一样，社区戒毒同样需要登记在册，这样吸毒者的档案中就会永远留下吸毒的污点。实名制购票坐火车、坐飞机、住宾馆，只要一刷身份证，就会显示出吸毒的案底。这会给日常生活带来很大麻烦，因此，很多吸毒者不愿参与社区戒毒。

 

越来越多的吸毒者像赵明剑一样选择自愿戒毒。

徐杰认为，自愿戒毒起源于国家层面认识的改变。2011年发布的《禁毒条例》明确“吸毒人员可以自行到戒毒医疗机构接受戒毒治疗，对自愿接受戒毒治疗的吸毒人员，公安机关对其原吸毒行为不予处罚”。

“以前吸毒是犯罪，吸毒者是犯人，现在是患者。之前严厉的肃毒模式受到来自国际人权组织的压力。加之强制戒毒复吸率很高，等于没有出口，国家从认识层次上发生了改变，鼓励自愿戒毒。”徐杰表示，司法部门和卫生部门曾有过争执，前者认为吸毒者既是违法者又是受害者，吸毒成瘾是脑部疾病，应该归到医疗系统来管。

《禁毒法》规定戒毒医疗机构或者医疗机构从事戒毒治疗业务的，应当符合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条件，报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批准，并报同级公安机关备案。这意味着戒毒机构或者医疗机构从事戒毒治疗业务被纳入医疗卫生范畴。

实际上，公立医疗机构十几年前就有戒毒门诊和戒毒病房，北京安定医院、北京军区总医院、武警总医院都有过尝试。2009年，原卫生部制定了《医疗机构戒毒治疗科基本标准(试行)》，对医疗机构设置戒毒科提出床位、人员、设施等方面的要求，试图规范其发展。

徐杰介绍，住院戒毒采用医学和心理学等技术对戒毒者予以生理脱毒和心理康复治疗，这种模式在国外比较普遍。如韩国所有的医院都提供戒毒住院医疗服务。德国吸毒者住院治疗甚至全部纳入社会保险体系，吸毒者可以选择保险体系中设置的治疗机构进行戒毒。

除了普通医院，一些专门的戒毒医疗机构在国外也受到欢迎。这些机构具有全面的戒毒照管体系，包括门诊咨询、戒毒治疗方案、戒毒后的定期复诊、家庭护理、就业指导等。目前已形成普通医院和专业戒毒医疗机构组成的包含社会工作、教育学、心理学、医学等共同参与的医院治疗模式。

但中国的情况是公立医院陆续主动关闭了戒毒科。“戒毒病房管理特别麻烦。”徐杰说，戒毒患者是非常特殊的患者，常常是分裂性病态人格，清醒时想戒，痛苦时想吸，经常有过激行为。医务人员工作压力很大，很多人不愿意从事这项工作。

公立医院不愿意涉足，面对巨大的需求，社会力量独立设置的自愿戒毒医疗机构开始涌现。

这源于国家从法律、政策层面一直对发展自愿戒毒医疗机构持积极的态度。《禁毒法》《禁毒条例》都鼓励吸毒人员自行到具有戒毒治疗资质的医疗机构接受戒毒治疗。原卫生部还制定了《戒毒医院基本标准(试行)》。2015年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戒毒医疗服务工作的通知》，强调“要鼓励各地探索采取多种方式加强自愿戒毒医疗机构建设，积极支持社会力量举办自愿戒毒医疗机构”“提高医疗资源利用效率，实现自愿戒毒医疗机构和强制戒毒机构之间的优势互补”。

赵明剑所住的北京高新医院是北京市唯一一家国家卫生计生委备案、北京市卫生计生委批准成立的专业戒毒医院。在这里，他将体验以前从未有过的戒毒经历。

位于北京市朝阳区方庄东路的北京高新医院成立于2013年，是社会资本举办的自愿戒毒医疗机构。经过几年发展，在国内已具备标杆意义。2016年10月10日，菲律宾总统行动事务副礼宾官艾泽丁·塔戈，在中国外交部官员的陪同下，来到北京高新医院参观调研。据了解，艾泽丁·塔戈来华后，通过我国有关部门推荐，经过筛选，最终把目光锁定在北京高新医院。

目前，医院设置戒毒床位60张，医疗面积4500平方米，全院员工70多人，其中高级职称5人，中级职称15人。设有戒毒医疗科、中医科、精神科、心理咨询、放射科、检验科等医技科室。

核心的戒毒医疗科共有65人，其中戒毒临床医生12人，心理医生4人，副主任医师以上5人，主治医师12人，专业护士20人，保安8人，工勤人员4人。

医院一楼设有美沙酮门诊，三楼收治合成毒品成瘾患者，四楼收治传统毒品成瘾患者。北京高新医院执行院长苏太贵向《中国医院院长》介绍，医院美沙酮门诊是北京市唯一一家设在自愿戒毒医疗机构的美沙酮门诊，区别于政府办的社区美沙酮门诊，医院没有和公安系统联网，患者隐私可以很好地得到保护。吸毒患者只要到医院建档，就可以根据需要随时来喝美沙酮。

苏太贵表示，医院最大的特色在于建立了一套科学的治疗方法和先进的管理模式。

赵明剑到北京高新医院后，医生为其进行了系统化的戒毒治疗，在用西药控制其精神症状的同时，采用中药为他身体脱毒，进行调理。仅半个多月的时间，赵明剑敏感多疑、幻听的毛病就全部消失了，性格也变得温和很多，还经常跟保安人员开玩笑。

赵明剑的治疗分为两个阶段：前期遵循《临床诊疗路径》进行脱毒和神经修复治疗；后期实施《防复吸计划》进行身体心理全面康复。“患者从入院到出院，严格按照诊断标准、治疗原则、康复治疗计划执行，保证治疗连续性、科学性。”苏太贵说。

目前国内绝大部分自愿戒毒机构几乎只进行脱毒治疗，心理治疗和家庭治疗非常薄弱，大部分患者无法坚持到真正躯体康复就离开了，由于没有进行系统地治疗，复发率很高。北京高新医院采用中医、中药、西医、心理以及物理治疗“五位一体”综合治疗方法，特别是在医学脱毒治疗的前、中、后，从心理学角度与戒毒者建立良好的沟通和疏导模式，结合患者本身的特质，制定针对性的心理治疗方案。治疗过程中充分运用认知疗法、行为疗法、催眠治疗和音乐治疗，以戒毒者为中心的治疗理念，营造良好的治疗氛围，让患者感受到关心和关爱，大大降低了苯丙胺类患者的复吸率。

在康复治疗期间，医院组织患者外出参加社会实践活动，邀请家属来院陪住体验家庭生活，给予患者森田体验治疗，这对彻底戒断“心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苏太贵介绍，医院在管理上的特色是根据患者病情严重程度及康复效果进行评估，对其实施“五色分类管理”。后期采用医院、患者、家属“三维立体”评估系统，对患者治疗效果、医方服务水平、家属成长改变进行量化评估，使治疗效果看得见、摸得着。

人才短缺是亘古不变的命题。戒毒是精神专业的分支，全国精神科医生普遍紧缺。

对于人才问题，北京高新医院有自己的解决办法。医院精神科的专家大多是安定医院和回龙观医院的退休专家。“人才培养很难，现职的也挖不过来，就返聘退休的专家。”苏太贵说，中层医生都是来自部队医院主治以上自主择业的医生，经过重点培养成为中坚力量。作为清华大学和西南大学心理系教学实习基地，医院常年有高等院校研究生协助做心理治疗。

很多人认为医生在这行看不到前途，没有多大发展空间。苏太贵并不这样认为，“目前全国成规模的自愿戒毒医疗机构只有10多家，而吸毒患者却有1000多万，这么大的空间，这么多患者，医生怎么会没有前途？美国有数百家自愿戒毒医疗机构，很多都上市了，有的市值达到数十亿美元。”

北京高新医疗集团董事长夏传冬自创立医院之初就对戒毒事业抱有很大情怀。他希望自己的事业可以为更多吸毒者带来福音，让误入“毒海”的浪子早日回头，让肝肠寸断的母亲不再哭泣，让愁云笼罩的家庭拨云见日。

目前，北京高新医疗集团以北京高新戒毒医院作为“孵化器”，以连锁形式在全国3地开设了4家自愿戒毒医院。未来3年，将在全国15个省市再建15至20家专科戒毒及精神康复医院，展开总床位数达1500至2000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