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锐在业内首创“轻问诊”模式，被看作移动医疗行业的旗手。而他的离去，正值国内移动医疗行业的多事之秋。在经历了2014年到2015年的疯狂增长后，该行业正从高峰跌入低谷。

10月10日，好大夫在线被爆裁员50%；稍早一些，今年8月初，刚刚登陆新三板的就医160被证实裁员300人，而同一时间传出裁员的还有寻医问药网。

盈利模式不明确、政策不清晰、医保支付不支持、电子病历无法共享等，都成为移动医疗发展的重大障碍。有业内人士甚至断言，至2016年年底，该行业80%的企业将消失。

所有这些，迫使企业纷纷从线上转到线下，“互联网医院”成为一种概念性选择。但是，“互联网医院”这一概念是否站得住脚？对此，国家卫生计生委对《中国医院院长》回应，卫生计生委从没出台有关互联网医院的定义和规定，也没接到地方关于开办互联网医院的申请，更没有允许某些地方试点，目前所有允许开展的试点都是关于远程医疗的。

远程医疗和互联网医院并非一个概念，其区别不仅包括实施对象，还包括开具的电子处方。移动医疗看起来前景美妙，但实际上道路曲折。由于诸多环节不能打通，企业未来的发展仍笼罩在迷雾中。

“张总是在家发病去世的，接到通知后，我们外地分公司的员工都赶来参加早上八宝山的追悼会。”10月9日下午，在北京海淀区768创意园北京春雨天下软件公司总部楼下，一位来自河北的春雨员工说。

在三楼的前台，点着两盏蜡烛，烛光摇曳，旁边摆放着两张框着黑边的张锐的照片。所有公司员工都身着黑西服，系黑领带。忽然，玻璃门被推开，一位30岁左右、衣着优雅的女士送来一盆花，然后红着眼圈离开。

按照公司官方的说法，张锐因突发心肌梗塞而死亡。张锐妻子的纪念文章则显示，张锐是晚间独自去世于住所院内的小路上，“头朝东，脚朝西，平平地躺着，双手握拳平铺两侧”，表情安详，而最先发现这一突发情况的人是保安。

业内普遍的一种观点是，张锐心脏病去世的诱因至少部分来自于工作“压力山大”。这种压力来自于行业环境、融资压力以及对公司战略方向的把握。

据一位春雨医生员工介绍，目前该公司约有300名员工，北京总部大概200人，现公司业务暂由COO李光辉负责。资料显示，春雨医生成立于2011年7月，从2011年11月推出上线首创的“轻问诊”服务，一直延续至今。

今年6月，春雨医生曾对外界宣称公司正计划分拆上市，有可能选择A股或者新三板。同时，春雨医生公布了去年收入1.3亿元，盈利3000万元的成绩单，业界对这份成绩单颇有质疑。

据春雨医生官网显示，目前春雨平台拥有9200万用户，49万名在公立二甲医院以上医疗单位执业的医生，每天回答33万个医疗问题，即平均每分钟回答229个问题。但这只是春雨医生单方面的数字，而且，这些数字中有效的部分又能占到多少？

“春雨医生虽然表面上积攒了庞大的用户群，但是在运营中它发现，终归要筛出付费的用户，再把他们变现，实际的收入其实远离预期。”一位处于移动医疗第一阵营的企业负责人说。

2014年年底，动脉网出具了一份《解构春雨医生报告》。该报告没有对注册用户中的付费用户比例进行统计，但是，对注册医生的活跃度进行了统计，在该平台上注册医生的活跃度大致为20%。

根据该报告统计，当年在春雨医生平台上提供服务的医生总收入2077万元，其中最高的一位医生收入超过46万元。这似乎是一个很好的兆头，但是从这个平台上春雨医生能得到的实际收入却很少。

“为了吸引医生入驻，春雨医生在其问诊开放平台上需要不停地砸钱。”法维翰（中国）公司总经理刘宇刚分析，“对医生的收入不仅不会收提成，还要出巨资奖励医生与顾客的互动，在目前各大医院的医事服务费尚且远远不能成为收入支柱的情况下，春雨医生依靠轻问诊服务支撑业绩就更难。”

实际上，根据动脉网这份报告的统计和计算，在2014年9月底之前，春雨医生为医生收入至少补贴37.77%，即超过784万元。

然而，提供补贴并不是关键，关键的是，“轻问诊”模式并不是顾客需求的核心。所谓“轻问诊”，指的是医生只在网上对顾客进行咨询服务，不涉及开处方这类需要严格明确医疗责任的诊疗问题。但是，正是因为不涉及严格意义上的行医，“轻问诊”模式避免了触碰卫生计生委设定的政策限制，易于迅速开展并敛聚人气。

“‘轻问诊’模式不能给顾客完整的就医体验，因为这种模式下医生只能咨询”，华平投资原副总裁毛益斌评价，“而且，仅仅在线上判断病情是不全面的。”

在毛益斌看来，春雨医生的“轻问诊”优点在于帮老百姓做了一些医疗知识的普及教育，只是做了一件公益的事，春雨医生并没有找到很好的盈利模式。

正因如此，自去年起，春雨医生也在开始转型。2015年5月，春雨医生即宣布于北京、上海、广州、杭州和武汉开设25家线下诊所，邀请来自三甲医院的主任医师坐诊。至2015年底，春雨医生在全国签约了300家合作诊所。

“在去年年底的年会上，张总明确提出公司的方向要发生变化，要开发各种和外界合作的端口。”一位春雨医生的员工说。

该公司一位负责媒体的工作人员肯定了公司从2015年开始的转型，表示春雨医生转向寻求线下多方合作。但是，他否定了网上的指责。该指责认为，春雨医生会将网上积累的患者卖给合作诊所或者其他医疗机构，并以此牟利。

“合作只是需要医院或者合作诊所出场地，我们来出医生，绝不会把患者交给合作医疗机构的医生来处理。”上述不愿透露姓名的媒体工作人员说。

作为行业的领头羊，春雨医生的转型，也在带动一大批跟着春雨医生尝试“轻问诊”模式的其他移动医疗公司转向线下合作。

除了“轻问诊”公司春雨医生的转型，移动医疗圈内以预约挂号服务模式为代表的另一家重要企业微医集团也在2015年9月开始了新转变。

2015年9月，这家原名挂号网的企业宣布获得3.94亿美元C轮融资，该融资由高瓴资本、高盛集团领投，复星、腾讯、国开金融等共同投资。与此同时，挂号网宣布更名为微医集团（以下简称“微医”）。

名字的改变也从侧面反映出微医模式的更迭。

微医成立于2010年，创始人廖杰远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EMBA，他以智能语音专家、医疗行业圈外人的身份杀入移动医疗领域。2014年10月，微医获得了腾讯领投的1亿美元风险投资。

微医创业之始，就把核心业务定位在网络预约挂号上。2010年到2014年，挂号网实现了与全国900多家重点医院的合作，患者可以通过其网上平台实现在这些医院预约挂号。但是微医以预约挂号服务为支柱的盈利模式一直受到业内的诟病，原因是在医疗资源不可能放开的今天，预约挂号一直受到政策的制约，靠挂号赢利的模式往往行走在合法与不合法的灰色地带。

“在微医成立之初，一些地方政府由于缺少互联网技术的经验，曾经大力支持医院和微医合作，使用微医平台，这使得微医的合作方和用户在早期快速扩张。”刘宇刚介绍，“但是，随着互联网的普及，政府的这一需求越来越弱。”

在市场上，医疗挂号资源供需矛盾的激化终于在今年初得到再一次爆发。今年1月，北京广安门医院一位女患者拨打110、痛斥号贩子的视频在网上广为流传，北京市卫生计生委立即做出回应，使开展预约挂号业务的众多移动互联网公司业务受到波及。

2016年3月，北京市卫生计生委下发《北京市卫生计生委关于开展对医务人员通过商业公司预约挂号加号谋取不正当利益的清理工作的通知》，明令严禁医生与商业公司合作挂号加号。

同时，一款名为“传太医”的APP产品，因可以在医院窗口、114微信挂号平台、北京市预约挂号统一平台均没有剩余号源的情况下，仍能通过高价顺利拿号而被勒令停业。

北京市卫生计生委的上述通知规定，限2016年3月25日前，所有协议与商业平台进行挂号合作的医务人员自行解除与商业公司的合作，并将个人自查自纠情况(包括合作商业公司的名称、合作内容、收取费用、解除合作时间等情况)报所在单位备查。

受事件影响，北京地区部分医院已要求医生卸载“商业公司的APP”，一些医生也开始主动联系部分提供预约挂号服务的互联网医疗企业，要求将自己的加号服务从相关APP上下线。

“虽然只是北京市卫生计生委的要求，但是北京集中了全国近乎一半的优质医疗资源，北京对医院倒号的打击波及整个预约挂号产业链，凡是涉及这项业务的企业都不可能不受到冲击。”朱李叶健康集团原市场部经理卢浩评论。

“医生的号虽然是刚需，但是其核心资源并不掌握在医生手中，而是掌握在主管部门手中，或者掌握在医院手中。”捷思瑞医药有限公司市场总监、“加健康”互联网医疗项目负责人陈刚说，“企业想通过外力来做预约挂号模式，其实很难。”

那么，预约挂号的商业模式能否用在和知名三甲医院的特需门诊合作上？陈刚认为仍然不太可行。“如果是知名医院，它的特需门诊也是人满为患，不用愁和互联网平台合作，也没有必要分钱给别人。至于说到涨价，这也是不允许的，因为医院是国家的，一切都必须按照国家规定。”

在微医的官网上，可以看到有预约挂号服务、问诊服务、医生团队参与的专家服务等项目。但是点击进入预约挂号一项，则显示“挂号费由医院自行设定，平台不收取任何额外费用”。从微医对挂号业务小心谨慎的处理态度可见，微医很难从挂号业务本身取得直接的现金收入。

正因为早已看到预约挂号模式难以支撑企业运营，自2015年9月，微医开始整合资源向“全国互联网分级诊疗平台”转型。微医创始人廖杰远希望通过国家推进医疗的分级诊疗这个环节插入，微医网计划与医生团队合作，用知名专家指导普通医生的方式为患者提供服务。

“关键是，患者是冲着知名专家来的，挂了高价的号，结果却是不知名的小大夫看的病，这样闹起纠纷怎么处理？”一位业内人士表示质疑，他认为微医模式将来发展所导致的结果，和最近发生的名医主刀网闹出的争议有可能如出一辙。

A轮融资6000万元的名医主刀网曾宣称能让知名医生为患者开刀，但是患者最后发现，开刀的医院是民营医院，而开刀的医生也并非知名医生，自己却花了数倍的冤枉钱。

“推行分级诊疗本来是政府的事，企业不可能逾越自己的角色去做政府该做的事。”这位人士说，“政府可以利用各种杠杆去调节患者的流向，比如医保报销的倾斜，但企业没有这个能力。”

轻问诊和预约挂号两种模式的探索未见成功，移动医疗对模式的摸索终于从空中开始落地，也就是从线上转向了线下。而这种转变，对于显得浮躁的移动医疗企业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在阿里健康副总裁马立看来，移动医疗在国内的发展其实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大致在2010年以前。当时成立的一些以互联网为阵地的医疗行业公司，侧重点都在医生方面，甚至是仅仅以服务医生为方向。比如丁香园、好医生等。

第二个阶段，从2010年开始到2014年，出现了挂号网、春雨医生等一大批以服务公众为目的的公司。移动医疗的阵营开始形成，而移动医疗企业的目标也从服务医生转向服务广大公众。

第三个阶段，就是资本疯狂介入的2014年到2015年，这个阶段资本大举涌入，投资事件此起彼伏。比如春雨医生2014年8月获得5000万美元C轮融资、就医160在2014年5月和2015年5月分别获得了2500万元和1.3亿元投资、微医集团2014年10月和2015年9月分别获得了1.07亿美元和3.94亿美元投资、丁香园于2014年9月获得7000万美元投资、医护网在2014年12月获得6000万美元投资等（表1）。

资本狂热的进入冲昏了创业者的头脑。“太盲目了！”马立不禁感叹，当时不管你是专注医生还是专注患者，只要你和移动医疗沾边，都有投资愿意跟进。她估算，2014年底高峰时，国内移动医疗企业数量接近2000家，而今，死掉的可能已经超过60%。

第四个阶段，从2015年下半年到现在，移动医疗迅速跌入低谷，多数行业内不知名的中小企业消失，大企业也陆续传出裁员，投资者也开始冷静下来。

“现在大家都明白了医疗行业的复杂性，用简单的互联网思维去处理是不行的，医疗可能需要一大堆线下服务，需要医生、化验检查、手术等诸多方面的配合。”马立评论。

刘宇刚将当下移动医疗公司的模式归结为三类：一类是问诊模式，其中包括春雨医生和平安好医生；一类是预约挂号模式，其中包括微医、就医160和医护网等；还有一类是服务于医生的，其中包括丁香园和好医生等。

“由于依靠轻问诊和预约挂号的模式赢利已经被实践证明行不通，现在的移动医疗，看起来只有一条路好走，就是走向线下，开办医疗实体，比如开诊所，”刘宇刚说，“这样至少可以获得一定的营业额。”

2015年12月，由微医主导，在浙江桐乡市乌镇投资建立乌镇互联网医院。这家号称国内首家的互联网医院曾在2016年5月底对外宣称，日门诊量1.8万人次，2016年1到5月看病人次达到1.6亿，全国签约医院1600家，注册医生22万。

乌镇并不是这家医院的行医场所之所在，实际上，乌镇互联网医院的医生来自全国各地，患者也来自全国各地，医患之间实际上是通过互联网进行问诊，并可能由此开具网上处方。

不仅乌镇，今年10月16日，微医在四川成都又建立了面积达1.8万平米的四川微医互联网医院，提供内科、外科、妇科、儿科、中医、全科等服务。

2015年更名前后，微医曾宣布了堪称庞大的规划，计划投资3亿美元建设全国互联网分级诊疗平台；投资1.5亿美元与全国优秀医疗机构共建五个区域手术中心。

与微医类似，好大夫在线也在今年4月与银川市政府签约，建立银川智慧互联网医院。

“互联网医院可以分为两类，浙大第一附属医院上线，它和与阿里健康合作的武汉市中心医院一样，都是以线下为主，线上为辅，主要精力是做好线下医疗服务。”好大夫在线CEO王航介绍，“我们和微医则是以线上为主，我们甚至不做线下业务。”

如果说这类互联网医院更虚拟一些，那么春雨医生早先所办的春雨连锁诊所就实在多了。春雨医生的连锁诊所从去年5月开始建立，到2015年年底已经建立了300多家。

对移动医疗服务态度最保守的丁香园也从今年1月正式开业了第一家丁香诊所。丁香园创始人李天天曾有一句名言为业内所熟知——“医疗有时是移不动的”，丁香诊所不仅完全是丁香园自己投资，而且医生完全是丁香园聘任。无论如何，在移动医疗开始发力线下的大潮冲击下，丁香园没有置身事外。

为此，《中国医院院长》与李天天进行了一番对话。

《中国医院院长》：您曾经说过医疗有时移不动，哪些医疗是移不动的？哪些是能移动的？

李天天：复杂的病、疑难杂症、罕见的病、重症肯定是移不动的，你不能指望患者身上插着管子还能移动治疗。慢性病、常见病和多发病是有可能移动的。

《中国医院院长》：丁香园是自己投资开连锁诊所，这样成本会不会太高？而且，靠自己投资和聘医生，开诊所太慢，这与互联网企业依靠大众办事的做法是否相悖？

李天天：目前我们在杭州开办了4家诊所，每家平均投资在500万元左右，不算太多。我认为在初期，必须自建诊所，打好品牌基础后，才能利用加盟的方式去寻找合作诊所。我认为，不管你用哪种模式做移动医疗，患者安全、医疗质量这八个字是最重要的核心。

但是，在一些业内人士看来，移动医疗从线上走到线下的冲动并不是很科学。

“这种开诊所的冲动，其实是希望能扩大实际的营收能力，闯出一条可行的新模式。”鼎臣医药管理咨询公司总经理史立臣说，“但是，移动医疗行业想挣脱束缚发展，可谓困难重重，政策和医保方面的困难就很难逾越。”

“目前对移动医疗的政策没有放开，出台的政策也不清晰。没有政策，只有企业是撞不开移动医疗面对的大墙的。”史立臣说。

移动医疗在模式上遇到的困境有多重原因，政策不清晰是其中一个。像互联网医院这样的模式能否开处方？能开什么样的处方？这一直是业界一个争论的话题。

实际上，卫生计生委的文件中就没有对互联网医疗做出过定义，更没有对移动医疗做过定义，只出台过对于远程医疗的一些规定文件。

“我认为，真正的移动医疗不同于互联网医疗，更不同于远程医疗。”中卫莱康原高管李和春说。中卫莱康从2005年即开始推广可穿戴心电监测设备，是国内移动医疗行业的先驱企业。

李和春认为，移动医疗严格意义上应该被称为“移动终端医疗”，即用户使用可触及的设备进行24小时监测，医生团队可以根据监测情况随时提出医疗方案。而互联网医疗则不同，是由用户在登录互联网医疗平台时，向医护人员咨询医疗方案，用户没有使用随身携带的24小时监测设备，医疗平台也不是实时监测。至于远程医疗，则是通过计算机通信等技术对用户进行远程诊断和咨询，它的范围更广，涵盖了前两者。

远程医疗在国外有40年的历史，在我国只是最近几年才得到重视。而主管部门对互联网医疗乃至移动医疗的熟悉和研究才刚刚开始。由于政府政策的滞后，无奈之下，现在整个移动医疗行业对政策的解读，只能依靠来自于有关部门对远程医疗的规定。

2014年8月，国家卫生计生委出台了《国家卫生计生委关于推进医疗机构远程医疗服务的意见》（国卫医发〔2014〕51号，以下简称《意见》），在此文件的第二部分第一项“远程医疗服务内容”中，对远程医疗进行了如下定义。

远程医疗服务是一方医疗机构（以下简称“邀请方”）邀请其他医疗机构（以下简称“受邀方”），运用通讯、计算机及网络技术（以下简称“信息化技术”），为本医疗机构诊疗患者提供技术支持的医疗活动。

此文一出，对于该文的解读即引发广泛争议。两年来，这个定义对于业界来说可谓“既明白，又糊涂”。对于业界来说，《意见》明确的地方是，远程医疗必须由医疗机构实施，如果实施远程医疗的机构没有获得医疗机构资质，则属于违法。争议点在于，远程医疗到底是必须医疗机构对医疗机构进行，还是可以允许医疗机构对患者个人进行。

按照该定义字面上的解释，应该邀请方和受邀方两个都是医疗机构，也就是患者必须到邀请方医疗机构就诊。但是如果这样解释，那么如今的互联网医院都不能运行，而且互联网医疗也丧失了它最大的魅力，因为患者不能在家里随时就诊。

《中国医院院长》为此采访了国家卫生计生委有关负责人，得到的答复是，在远程医疗上，国家卫生计生委仍坚持原来的意见，即必须是医疗机构对医疗机构，不能医疗机构对个人。

“至今，国家卫生计生委没有出台任何针对互联网医院的规定和政策，医疗机构的申报上不存在互联网医院这一项，地方上建立互联网医院的做法也没有向卫生计生委的医管局申请。”卫生计生委相关人士说，“虽然如此，但是互联网医院是新生事物，让互联网行业更快发展是国家的政策导向，卫生计生委会采取开放、包容的态度。”

由此可知，由于卫生计生委尚没有“互联网医院”这个定义和规定，也没有允许特定的地方政府试点，现在各地所建的各种“互联网医院”都是超越政策的产物，不可能取得牌照。但是，互联网医院的情况也有特殊性。互联网医院产生的基础是国家提倡“互联网+”的政策背景，国家主管部门对其采取宽容的态度，前提是“别出事”。

2015年1月，国家发改委和卫生计生委联合下发了《关于同意在宁夏、云南等5省区开展远程医疗政策试点工作的通知》。根据该通知，主管部门同意宁夏自治区、贵州省、西藏自治区分别与解放军总医院，内蒙古自治区与北京协和医院，云南省与中日友好医院合作开展远程医疗政策试点工作。但是，这则通知同意的范畴是在上述5省开展远程医疗，允许医院与医院之间的远程合作，并非允许这5省开展互联网医院试点。

我们来看看地方卫生局是怎样对互联网医院进行试点的。乌镇所在的桐乡市卫生局医政医管科负责人表示，批准的互联网医院是实体医院+互联网医疗项目，先依托一个实体，就是桐乡市第三人民医院（为一级综合医院），而互联网医疗项目是按照远程会诊的内容批的。

“如果不能开展诊疗的话，就谈不上互联网医院，所以允许其开展诊疗，但是只限于问诊和一些会诊项目，我们只能这样先试先行。”这位负责人说。他表示互联网医院可以开具电子处方，但是电子处方能不能拿药要看各地卫生局的态度，如果当地卫生局不认可这种电子处方，那也没有办法。

那么，银川卫生局是如何处理的呢？银川市卫生局是明确给予了经营的牌照。据了解，2016年4月，银川市政府与好大夫在线签订了“智慧互联网成立协议”，好大夫在线取得医院运营牌照，其业务范围中明确标注可以开展线上诊疗服务。

好大夫在线CEO王航向《中国医院院长》表示，国家卫生计生委新闻发言人宋树立在2015年4月答记者问时曾明确，远程医疗包括两类：一类是医疗机构之间的远程医疗，第二类是医疗机构利用信息化技术向患者直接提供医疗服务。王航认为，这应该是卫生计生委传达出同意医疗机构通过互联网进行诊疗的意思。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宋树立在那次记者会上同样明确表示，“互联网上只可以做健康咨询，不可以开展诊治工作”“涉及医学诊断治疗是不允许开展的”。综合宋树立的观点，她表示的是远程医疗可以包括医疗机构对患者直接提供医疗服务，但那只是健康咨询服务，不能诊疗。

目前，微医在乌镇于2015年12月开设的乌镇互联网医院被称作“首家互联网医院”，微医CEO廖杰远此前在答复媒体时曾表示，乌镇互联网医院所能开的网上处方主要是针对慢病，也针对一些复诊的患者，而对于首诊的患者则不能开具网上处方。

“即便是复诊，病人也可能出现新的严重问题，那么，这种情况和首诊何异？首诊不能在网上开具处方，复诊又如何保证网上处方的安全性？”阿里健康副总裁马立对这种说法表示质疑。

对此问题，王航认为复诊搬到网上是可行的，他给出了国外的法律依据。王航举的例子是美国德克萨斯州的相关立法。根据美国德克萨斯州的规定，如果医生和患者建立了线下的首诊关系，在医患关系已经确立的前提下，首诊一年之内患者可以在复诊中通过远程医疗获得医生的服务。

这个逻辑看起来是行得通的，王航认为，这种在复诊服务上使用互联网的办法节约了患者两地奔波的费用，节省了医生的时间，应该是双赢的结果。但他承认，在银川互联网医院试运行以来，90%以上的业务还是来自于健康咨询。

“互联网企业的成功都是需要投入资金和时间去培育的，我们远程诊疗也是这样。”王航评论。

政策无法清晰是因为政府部门考虑到有些问题“一管就死”，所以持谨慎旁观态度，这也在客观上造成了一些有冒险精神的地方卫生局在互联网医院的尝试中不得不谨慎又谨慎，互联网医院实际上概念意义大于现实意义。

但是，这并不是移动医疗企业开办线下落地实体的最大困难。“最大的问题是，网上诊断和网上开具的处方医保不支持。”马立说，“失去了支付方支持的医疗服务注定难以维持。”

作为国内互联网电商的巨头，阿里健康虽然在移动医疗上入场时间不早，但是带着互联网企业要对传统行业“革命”的干劲，气势不小。

2014年年底，阿里健康和河北省卫生计生委合作，希望以让患者通过拍照上传处方的方式，让医院公开处方，药店可以直接在网上参与药品价格竞争。但是，这一革除医院药费收入“命”的互联网思维模式因为医院响应寥寥而告终。

此后阿里健康在今年1月转而和武汉市中心医院合作，建立阿里健康网上医院，依托武汉市中心医院的医疗力量进行线上诊疗。“我们发现合作中医院管理层是主导，如果医院管理层有对网上医疗尝试的强烈信念，我们就能很好地合作。”马立说。

但是，医保不支持，合作仍然难以往前进一步推进。马立比较中国和美国的情况，认为中国医保的主体是社保，美国的医保主体是保险公司。而互联网医疗的最大好处之一是能节省医疗费用，由于社保的控费能力远远低于市场化的保险公司，因此，互联网医疗获得社保的支持很难。

“在中国，社保省钱的动力远远没有国外保险公司那么强，因为它不可能有国外保险公司那样高效的计算和控费体系。”马立说。

不对医疗保险收费进行精算，我国的社保是如何控费的呢？“那就是粗放型的控费，比如国家医保费用不够，省里的社保就剩下20亿元了，省社保部门就可能告诉地市卫生计生委，让下属医院省着花，先给预算18亿元，剩下2亿元当做‘预备队’，”一位业内人士介绍，“显然这样控费并非科学的方式。”

医保政策的支持对移动互联网至关重要，美国的著名公司Practice Fusion就是这样一个例子。Practice Fusion成立于2005年，现在已经估值超过10亿美元，这家公司主要做提供给医生的可以共享的电子病历。

2009年奥巴马推行的医改法案规定，2015年前在诊所中使用电子病历系统的医生，将会获得4.4万到6.4万美元的医疗保险奖金；反之，将被罚款。政策的支持导致Practice Fusion在医疗机构和诊所中的用户大增，现在每5个美国人的病历，就有一个使用Practice Fusion提供的产品。

不过，尽管国内绝大部分省份的社保不认可互联网医疗服务，但是近日也有个别省份进行了积极的尝试。今年8月，贵州省发布了《关于将远程医疗服务项目纳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有关问题的通知》，该通知决定将远程医疗服务项目纳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政策于2016年8月1日起执行，试行时间一年。

贵州纳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的远程医疗服务项目包含9个，分别是远程单学科会诊、远程多学科会诊、远程中医辨证论治会诊、同步远程病理会诊、非同步远程病理会诊、远程心电会诊、远程影像会诊、远程检验诊断、远程病理诊断。

对这样由一个省的社保部门推出支持远程医疗服务的做法，一些业内人士并不看好。“因为是贵州的政策，所以只有贵州的患者可以报销，但是通过互联网医院看病的患者可能来自全国各地，医保不能报销他们还会来看吗？”李天天质疑。

移动医疗行业除了面对政策模糊和医保不支持这些方面的制约外，其他的阻碍还有不少。

“比如多点执业还需要进一步推进。”一位业内人士说，“多点执业的医生备案资料公布在网上，仍然会被所在医院知道，而医生所在的科室主任一旦知道下属在网上开设诊室，多半不会支持，因此，医生在网上执业也有心理压力。”

在这位人士看来，只有多点执业政策进一步发展为医生自由执业，医生的心理压力才能彻底消除，而移动医疗服务才能挣脱人才瓶颈的束缚得以发展。

此外，电子病历不能共享也被认为是导致移动医疗难以推行的重要原因。“不过，现阶段一些化验、影像资料可以由患者通过拍照上传，暂时算是解决部分问题吧。”王航说。

在王航看来，医患人群使用移动医疗服务的观念也需要逐渐培养。“医生、患者的习惯需要逐渐改变，让医生和患者认可网上诊疗，甚至习惯使用互联网工具，至少需要几年的培养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