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公立医院取消药品加成、实行药品零差价等医改措施的落实，长期作为主导模式的“以药养医”便基本失去了生存空间，但同样支撑过度医疗的“以械养医”问题势必日益凸显。
面临可能出现的“以械养医”的医疗器械滥用问题，2016年5月4日，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公布了《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修正案》（送审稿），规定医疗机构不得未经许可擅自配置使用大型医用设备。针对擅自配置使用大型医用设备的机构，除了警告和责令停止之外，还规定可以根据违法所得的数额，处最低1万元，最高违法所得10倍的罚款，情节严重的，五年内不受理相关责任人及医疗器械使用单位提出的大型医用设备配置许可申请。
国家通过一系列的政策法规来防止从“以药养医”转变为“以械补医”，减少滥用医疗器械现象。不过，一位业内人士直言“滥用医疗器械的暴利是挡不住的诱惑”。
在现代医学中，医疗器械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过度使用现象也有泛滥之势。首先，医生依靠它来辅助诊断疾病，任何一次问诊都有可能涉及到某项甚至多项检查，而由此产生的费用相当可观。尤其在实行药品零差价后，检查费等无疑成为补缺口最快捷、收效最高的手段，而大型医用设备则是首当其冲的“赚钱能手”。
其次，介入类医疗器械的滥用问题也由来已久。据中国医疗外科植入专业委员会统计，我国心脏病介入手术在十年内急剧增长。2000年我国心脏介入手术的数量仅为2万例，而到2011年达到了40.8万例，增长了20倍。同时，我国冠心病介入治疗从2009年的17.5万例增长到2013年的45.5万例，使用支架约68万个。
全国政协委员董协良就曾表示，一个国产心脏支架，出厂价不过3000元，到了医院便成了2.7万元；一个进口的心脏支架，到岸价不过6000元，到了医院便成了3.8万元。“9倍的心脏支架暴利已经超过了贩毒。”他坦言。
一位业内人士指出，无论是各项检查，还是支架等介入类医疗器械都存在因暴利而被过度滥用的现象。所以，在取消药品加成后，“以械补医”现象可能会愈演愈烈，建立透明的监督机制，才有可能让过高的医疗费用回归合理范围，根治医疗器械的暴利之殇。
为医疗机构配置和使用大型医用设备设置“许可”门槛，是出于合理配置医疗资源、规避重复性浪费的节约需要，更是减轻民众负担的现实必须。同时，也是对医疗机构的一种保护。“在国家的大力打压下，靠‘以械补医’并非长久之计，终有一天会自食恶果，故医疗机构提前转型方为上策。”
如果说“价高”“滥用”会对医院产生深远影响，那么“质次”的医疗器械无疑更像一颗随时会摧毁医院的定时炸弹。所以，除了改善过度使用医疗器械问题外，医疗器械的不良事件也应引起足够重视。
2016年5月，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发布《国家医疗器械不良事件监测年度报告（2015年度）》显示，2015年，国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共收到死亡可疑医疗器械不良事件报告184份，严重伤害可疑医疗器械不良事件报告47065份，共计47249份，比2014年增长了15.2%。可疑医疗器械不良事件报告中，涉及三类和二类医疗器械的报告占绝大多数，这与医疗器械风险程度高低相吻合。同时，全国上报的可疑医疗器械不良事件报告共涉及43类产品，涵盖所有医疗器械类别。
作为与医疗质量息息相关的医疗器械，其安全与否关系着患者的生命安全。同时，“质次”的医疗器械对提供医疗服务的医院来说，其医疗风险就会变大。所以作为医疗机构，在依赖国家有关部门监管的同时，也要在采购环节加大监管力度，避免因自身失误而造成不良产品的流入，而导致严重的医疗事故，给医院带来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