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及深圳医改，民营医疗是一个绕不过的话题，30年来，一座城市从无到有高速崛起，给了民营医疗在国内最大的政策空间和现实空间。
毫不讳言，在医疗系统，姓“公”与姓“私”与其他行业比，有着更加明显的差异。姓“公”即可获得政府的财政补助，在人才、土地、税收、水电等方面均能享受更多的优待，还能在民众那里得到认可的印象分。
如果姓“公”享受的是还算肥沃的土壤的话，那么，姓“私”的医疗机构无疑是长在一方贫瘠的土地上。在国内，或许只有深圳这样一座城市，能为民营医疗的发展提供相对肥沃的土壤。
发展倒逼改革
回溯至1980年，深圳经济特区成立之时，一切待兴，当时的深圳可谓“三天一层楼”，热火朝天的建设带来了两大问题：一是人口的激增，二是难免没有外伤，这无疑给当时的医疗条件带来了重压，且出现多种不协调的现象。
《深圳卫生30年》里这样记载着：1979年，原宝安县只有62家卫生机构，病床597张，卫生技术人员不足千人。缺医少药、疟疾流行，仅靠政府的力量根本无法短时间内解决问题，现实的窘迫逼着深圳改革：创新办医模式、拓宽办医渠道，吸引外地医疗资源来这里安家。
据有关资料显示，1986年，“大医”郭春园带着“平乐郭氏正骨医术”从河南郑州南下深圳，创立了平乐骨伤科医院。1987年，中山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应深圳市政府邀请，由梅骅教授带领团队建立以泌尿外科为重点的中山医科大学深圳医疗中心。深圳流花医院、华侨城医院、香蜜湖友谊医院相继落户深圳……
“当时，深圳的医疗需求非常大，我由开一个药店到建门诊部，再由1家门诊部发展到12家，最后到开医院，均因感到了民众的需求。”深圳龙城医疗集团董事局主席、董事长杨丽怀回忆起自己投资医疗走过的路不禁感慨：民营医疗在深圳有很好的市场，满足了不少市民的基本医疗服务需求，在当时可谓是撑起了医疗的半边天。
在这样的环境下，像杨丽怀口中的门诊部、诊所等如雨后春笋般冒出，很快达到了最鼎盛的时期。据了解，当时全市民营医疗机构超过了3500家。随之而来的是，民营医疗机构良莠不齐，医疗市场混乱不堪、医疗事故频频发生。于是深圳有了第一个涉及民营医疗机构管理的正式文件——《深圳经济特区实施〈医疗机构管理条例〉若干规定》，对申请开办医疗机构的单位和个人列出了明了的条件和流程。
政策的收紧、门槛的提高、审批的严格，深圳民营医疗机构的规模大幅缩小，民营医疗市场似乎从波峰跌入了波谷，但就在由放转收的过程中，一场更深层次的改革正在酝酿。
“开始打击黑诊所这一顽疾的同时，合法的大门敞开，政府主张建立社康中心，为居民提供包括预防、保健、康复、健康教育、计划生育和医疗‘六位一体’的医疗卫生服务；积极引导乡村医生通过合法程序申报转型为个体诊所或门诊部。2006到2008年，连续3年将铺设社康中心网点纳入为民办实事工程。”杨丽怀告诉《中国医院院长》，在这一股整治中，她投资建立了多家自己的社康中心。
在当时，深圳市“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办医方向就已奠定。
打通多项“玻璃门”
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深圳，到目前为止医疗仍可谓是短板，在公立医院无法满足医疗需求的以前及当下，民营医疗始终有其很大的成长空间。
再加上，新医改中主张推动民营医院发展的影响，作为改革开放的先行者，深圳更是对民营医疗保持开放、透明的态度，在全国民营医疗开放程度最高、服务份额上均是数一数二的。
深圳龙城医院则代表这些年非公立医疗机构发展的缩影，从一家仅98张床位的一级综合医疗机构，发展为拥有800张床位的广东省唯一一家三级民营康复医疗机构。该院院长王玉林认为，这一切的发展正是得益于深圳这些年利好的政策以及开放、创新、包容、共享的环境。
“深圳在民营医疗市场管理上最成功的地方在于‘一碗水端平’，统一准入标准、服务标准、监管标准，在行业管理上打破公立、民营的界限。”深圳市卫生计生委秘书处(医改办)处长李创表示。
深圳市非公医疗协会会长廖志仁也如数家珍地列举着深圳的利好政策。他认为，全面放开了医疗市场的准入限制，取消了社会办医疗机构的数量、等级、床位规模、选址距离，以及医保定点机构的数量限制，打通了社会办医的“天花板”“玻璃门”。
同时，让杨丽怀欣慰的是，建立了政府购买基本医疗服务机制，按照每床10万元标准给予一次性奖励；为本市参保人提供基本医疗服务的，按每门诊20元/人次、每住院60元/床日的标准给予补贴。“上一年度已经缴纳企业所得税的，可按照实际缴纳企业所得税总额的40%予以奖励。”这些政策无疑减轻了民营医疗机构的运行压力。
在新医改的大潮中，找准自己的方向，成功地转型升级，做大做强，已经是摆在民营医院投资人和管理者面前最为急迫的问题。让王玉林激动的是，民营医疗社会办专科医院取得二级甲等资质的，政府一次性给予500万元的奖励；取得三级乙等和三级甲等资质的，分别一次性给予1000万元和2000万元奖励。
另外，深圳市在多点执业和自由执业方面也走在全国的前列，这无疑为医生在公立医院和民营医院之间的自由流动扫清了障碍。
在多项措施的正面刺激下，人们也欣慰地看到一批优秀的民营医院正迎头赶上，孕育出了深圳华侨医院、深圳博爱医院、远东妇儿医院、深圳恒生医院、深圳龙城医院等“娇花”，同时，社康中心和民营诊所也为老百姓提供了“家门口”的医疗服务。
在廖志仁看来，走出健康发展路径的优秀民营医疗，也在影响着其他民营医院，影响着有更多人敢于涉足民营医疗。深圳市民营医疗的“娇花”无疑发挥着标杆的力量，也让正在摸索中的民营医疗机构看到了前进的方向。
廖志仁总结了标杆医院的共同点：一是用好政策，找准自己定位；二是诚信、规范经营，成功的民营医院多没有过度医疗、没有虚假广告，很少有不良记录，拥有好口碑；三是找准学科发展的方向，让优者更优，用安全可靠的服务吸引患者。
从深圳市人民医院跳槽到民营医疗机构的王玉林则认为，民营医疗要找好定位。他在深圳市人民医院担任医务科科长时，就注意到很多患者需要康复治疗，但是当时深圳还没有上规模的康复医院。在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将有大发展的思想影响下，他果断跳槽到了龙城医院。
涉及医疗23年的杨丽怀建议新踏入民营医疗者，应拥有“责任、担当、胆量、定位、计划、坚持”的品质，只有以患者的健康、安危、康复为己任，提供优质的服务，然后收取合理的报酬，且杜绝欺诈、过度医疗、坑蒙拐骗的行为，才能在长期沉淀中发展壮大，赢得好的口碑，才能让医院发展之路走得更快、更远。
深圳非公立医院圈内人有一个这样的共识：要想在深圳生存、发展，就必须恪守这样的市场规则：靠实力生存，凭质量发展。这就是深圳医疗市场发展的“金钥匙”。
“在2015年，全市的社会办医所占的门诊比例为24.2%，住院患者占全市的40.8%。”廖志仁以此数据解释着市民对民营医疗的接受度。
同样，加强民营医疗的监管也十分重要。2006年，深圳率先对医疗机构不良执业行为实施年度累积计分制度，并将医疗机构记分与《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校验相结合。不良计分制的影响不仅仅遍及业内，卫生行政部门还定期将医疗机构不良执业行为和扣分情况向社会公布，形成全社会共同监督的氛围。
在这样的环境下，深圳民营医疗迎来了又一个发展的“春天”。香港艾力彼医院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庄一强认为，深圳非公立医院采取的是蓝海战术、差异化发展，目前正处于飞跃发展期。
喜忧交织的民营未来
在医疗改革中，深圳民营医疗有了包容、共享的环境。同样由于改革，民营医疗未来空间或遭挤压。
众所周知，深圳成为为数不多大规模新建、扩张公立医院的城市，再加上罗湖模式连通上下的结构框架，廖志仁毫不讳言民营医院的生存环境并不很好，在深圳整个医疗体系中，民营医疗的空间正在被挤压。“通过卫生计生委统计的数据显示，全市社会办医所占的门诊比例和住院患者占比均有所下降。”
“民营医院不可能像公立医院一样动辄投入数亿元，只能拾遗补缺地办公立医院不想做的，目前缺少的专科医院，走高端化服务之路。”作为会长的廖志仁，看着民营医疗与“肥差”无缘，很是惋惜。
另外，部分政策落实不到位，如，每张床位财政10万元的奖励未落地；文件里允诺的土地，再拿去招标拍卖，如此加入商业行为存在不可控因素，往往出现招标流拍的现象；每个城市最好的地段给公立医院、专家给公立医院，没有这些资源，做高端谈何容易……廖志仁想到民营医疗发展路上这些“拦路虎”时，心中仍不免升起阵阵困惑和无奈。不可否认，民营医疗的发展阻力是显而易见的。
虽然看到了深圳民营医疗的隐忧，廖志仁表达着困惑的同时，也认为其不乏希望之光。“跳出现在所面临的困境，想想现在利好的政策以及民营医疗较强的生命力，困难不能阻挡发展的脚步，民营医疗会不断发展壮大，找到其发展的路径。”廖志仁如是说。
社会需求是民营资本的投资风向标，在廖志仁看来，民营医疗具有体制、机制的优势，能随着市场变化而调整自己的路径；在成本控制、资源的整合上，也有很好的经验和探索；在人才方面，能做到量才而用，不任人唯亲，且对专家抱着“不为我所有，但为我所用”的态度。
“国内、国际上均有大力发展民营的成功先例，也为民营医疗的发展鼓足了劲儿。”王玉林表达着同行们的心声，在台湾的医疗体系中，民营医疗超过了70%。世界上最好的医院均是民营的。台湾的长庚医院、梅奥诊所等，均证明好的医院跟体制无关，关键要有政策的鼓励、支持。
“《健康中国2030规划》代表国家声音给了民营医疗投资者精神层面的鼓励，深圳代表地方政府出台利好措施给予实实在在的支持，我觉得民营医疗是十分有前途的。”王玉林如是说。
廖志仁期望不久的将来，民营医疗能在特需、专科专病、政策环境等方面成为深圳医改的突破点，如“非公立医疗机构可与公立机构同价用电”等新福利，最终实现民营医院与公立医院平起平坐，甚至超过公立医院的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