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到廖新波时，他正在准备关于《深圳经济特区医疗条例（表决稿）》（以下简称《条例》）的最后一次研讨内容，半个月后，该条例获得了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表决通过，成为国内首部地方性医疗法规。
以“立法”形式保障医改顺利实施是廖新波几年前的呼吁，如今，在深圳终于有了落地的声响。
作为广东省卫生计生委官员、卫生领域专家，他不仅呼吁“立法”，还力推医生自由执业，心系社会资本办医，每个话题都是改革焦点。
当下，医生自由执业已经在全国有了回应，我国的医生自由执业正处于黎明破晓前。
对于社会资本办医，他一方面力推广东省社会资本办医有关政策的出台，也一手支持了禅城区中心医院的改制；另一方面，他却反对公私混合所有制的改革。
支持与反对，每一种理念的背后都是他对我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深刻思考。
政府与市场需要分清界限
《中国医院院长》：您支持社会资本办医，但是同时反对混合所有制改革，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理念？
廖新波：首先要看资本与政府的财政有什么不同，区分两者之间的性质。
其实，两者截然不同：一个以公益最大化为目的，体现公平、可及和安全的公共效益；另一个以资本利益最大化为目的，资本希望尽可能多赢，就算打个平手，也认为是失败的。
如果我们能够明白资本和政府财政两者的性质的话，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两者不能在一起，就是我们大家经常提到的，混合所有制。如果这个混合所有制一方是政府财政支持的公立医院（不管它现在有没有政府财政支持，只要挂着政府办的医院）就决定了它是不可能跟资本混合的，也就是说，不能用纳税人的钱（政府财政）与资本家的钱混在一起去为资本家赚钱，公立医院所得到“红利”，用在公益服务上，而资本获得的红利却变为私有。况且，我们的法律也没有允许这样去“赚钱”的。因此，现在我们所探讨的混合所有制，我认为在这里面没有一个是成功的。为什么不能成功？资本属性和财政属性决定了它们不能混在一起。
《中国医院院长》：但是，您同样也支持社会资本办医？
廖新波：是的，资本是可以进入医疗的，但是，我们要分清政府和市场的界限，划清楚政府该做什么，资本该做什么，然后，按照市场的法则来运作。
在美国，州立或者市立医院，也就是所属权归政府的医院仅占到10%，绝大部分是私立医院。在这些私立医院中，绝大部分是非营利性私人医院，类似梅奥诊所这样的一些综合实力以及专科实力名列前茅的医院大部分是非营利私立医院。他们有法律来规定营利性与非营利性的利益如何流向。
《中国医院院长》：就全国来讲，在南方，资本进军医疗机构相对活跃，您如何看待这点？
廖新波：我认为现在还在一个发展期、思考期，而真正进入实际的盈利期没有见到。现在，很多资本都在进入医疗，一哄而上，也有比较强势的，但是都没有占领主要战场，没有真正获得“骨干力量”。
资本有机遇但玻璃门依然在
《中国医院院长》：社会资本进军核心业务，还是受到很多限制，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廖新波：一定要考虑清楚几个问题。第一，公立医院这么强大，你在市场上是否可以分一杯羹，这是资本投入医院最关注的政策性障碍；再一个，受到传统就医习惯影响，民众看病很多时候依赖政府，相信公立医院；还有一个，医生在面对自由执业时，压力很大。
有很多政策鼓励医生开业，但是很难落地，为什么？政策不完善，并且，医院给予医生很大的压力，这种压力会阻碍医生自由执业。
这三大压力决定民营资本投入医疗时要有心理准备和花更多耐性，而不是建了医院、买了医院就赢得市场，就坐地分红，现在的情景是很多非公医院都举步维艰，甚至陷入重资本的泥潭中。
《中国医院院长》：社会资本进军医疗看似热闹，但是并不乐观？
廖新波：我认为现在政府是鼓励资本进入市场的，但是，很多时候是一种玻璃门状态、天花板现象——看上去很美丽，看似能够够得着，但是跳不出去，也跳不高，因为地方势力太强大了，公立医院太强大了。如果说政府下决心把公立医院营利性的私人产品、VIP服务从公立医院剥离出来，也真正做到了控制大型公立医院扩张、缩小门诊或不做门诊，这一定会为分级医疗带来生机，给基本医疗机构和社会资本带来广阔的发展空间。
《中国医院院长》：政府支持是否对社会资本进入医疗行业很重要？
廖新波：很重要。但在现在的医疗格局下，社会资本是很难进入的。现在的问题是基本“饱和”，社会资本能分到一杯羹吗？如果能分到，就需要政府再“慷慨”一点，要有英雄断腕的勇气，不与社会资本“争市场”，只做好自己应该做的本职工作——办好基本医疗。目前的问题是资源分布严重失衡，单靠政府鼓励社会资本去“配置”不足的地区与领域而没有“政府担保”是很难成事的。
莫用计划经济思维指导市场
《中国医院院长》：您认为，政府应该如何定位呢？
廖新波：政府应该给更多的市场元素，不要用计划经济的思维去指导市场的行为。社会资本举办的医疗机构，需要买什么，开展什么手术，只要是按照政策法规的规定去做的，就应该按市场规律去办，不应该给他们下计划。比如，社会资本要办肾透析中心，政府就不应该规定中心一定要多少床。人家办一床为什么不行呢？办十床怎么不可以？他能够经营下去就经营下去，只要符合医疗安全管理规定就可以了。
又比如，我们现在鼓励建立第三方影像中心，但是又规定要配备多少台机器，这是不是多此一举？为什么要规定有多少台机器？在国外只要符合检查设备安全，环境按照要求布置，就会被批准。何况现在很多医疗机构也没有要求有多少机器才能开业呀！
而且，政府要清楚公立医院、私立医院哪些地方相同，哪些地方不同。
《中国医院院长》：您说的相同与不同，应该如何理解？
廖新波：在美国，不管是在公立医院，还是在私立医院，医生的价值是相同的。我做一个手术是多少钱，保险公司就认我多少钱，不管在哪里都一样，不因为我在三甲医院做个手术就是这个价，在二级医院做同样的手术却是另外一个价——因为医院的等级而造成的价格差异、知识的差异，其实就是对知识的一种亵渎。
人的价值、服务的价格应该是不变的，变在哪里呢？就是服务的数量和质量。比如说我这个服务是有护工的，是有电视的，是有Wi-Fi的，是有健康辅导的，这些非医疗技术的医院服务有没有定价？我们没有，都是一个所谓号召的优质服务。还有支出庞大的信息化建设、医院感染控制和人才培养的费用，就没有在医院服务定价中体现。
现在，上述的这些成本从哪里来？无非就是从以药养医的政策中体现，现在政策改变了，医院管理者也就“变通”了，开始扩大住院服务。对于这些服务，我们没有真正去核价，所以就造成了现在的“以药养医”。10个茶壶9个盖，换来换去，“以A养B,以B养C”，永远解决不了问题。
《中国医院院长》：您认为不管是公立医院，还是私立医院，医生价值应该是等同的？
廖新波：是的，就是说，公立医院，包括任何医疗机构想要提供什么医疗服务，就去按照市场价格聘请医生，医生不是为医院创收的，而是为医院提供这种医疗服务的。医生开出的检查和药品与他的收入无关，医生也不需要为医院的运营而操心，他只是“出售”服务和解决医疗问题的，这才是医生的价值。
如果医院聘请医生来“开单”的，无需花那么多钱去聘请高级专家，只要聘请一般的注册医生就可以。然而，现在中国的医疗体制决定了不管什么级别的医生，都必须是能“创收”的，否则，我聘请你来何用？你来，就是为医院医院创收，医院然后通过增收减支，结余部分进行内部的二次分配——以结余为核心的绩效工资。因此，医生也只有在大医院才有“体现”价值的平台，医院也只有大型设备才能创造平台。
医生的价值如何去体现？价值是通过价格体现的，虽然价值有时候也是很难估计的。
《中国医院院长》：您认为，资本进军医疗领域需要关注哪些机遇？
廖新波：在目前公立医院绝对垄断的格局难以打破的情况下，民营资本不应该只盯着“基本医疗”市场，与公立医院硬拼，应该更多地关注健康产业。刚刚召开的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就提出以预防为主的全方位管理，具有极大的机会。现在中国与世界一样都面临费用不断增加的压力，而中国，在过去预防理念没有建立的情况下，加之在诸多不健康的社会因素和个人不良的生活习惯还没有纠正的情况下，围绕着健康有很多文章可做。各年龄段、各种阶层和各种职业的健康隐患中目前已经释放出来，因此，医疗卫生的市场，不止在治疗。
目前的严峻问题是，不管是医院，还是政府财政；不管是个人，还是社会也好，都过多地关注治疗，形成一种以治疗为中心的国家、国民思想体系——这和世界卫生组织的倡导、和世界医院发展的趋势都是背道而驰的。
我非常希望大家再读一下“三方五部门”研究报告，尤其“报告”中提到的“如果继续现有模式，超过60％以上的增长都将来自于住院服务。住院费用将增加7.915万亿元，门诊费用将增加3.328万亿元，药品支出增加1.256万亿元，其他卫生支出增加1550亿元”。我们再参考一些主流医疗制度，美国、英国虽然是两种不同体制，但是，他们都把重点放在了预防上面。对于麻省总医院，霍普金斯总医院，梅奥都不可能通过更多医疗去赚钱，他们更多是通过预防，获得了政府支持，由政府购买，并同时为患者提供个性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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