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江汉关的钟声敲响，宣告4月8日到来时，武汉人在这个地标下欢呼：“我的武汉回来了！”长江两岸的灯光秀依次打出援汉医疗队各省份的名字，以此表达武汉人心中的感谢。

       对武汉市红十字会医院（以下简称“武汉红会医院”）院长熊念来说，4月8日的时间节点更有一种走出至暗时刻、云开月来的滋味。

       作为距离华南海鲜市场最近的一家综合性基层医院，武汉红会医院是最早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的医院之一，2019年12月17日就接诊了第一例不明原因肺炎患者，并在1月22日成为武汉市第一批发热患者定点诊疗医院。

       不堪回首的日子里，全院800多名医护人员有57人被确诊新冠肺炎，患者潮水般涌入，医护人员超负荷工作，医院几近崩溃。再后来援兵到来，诊疗秩序逐步恢复，这家有百年历史的医院如重生一般。3月25日，在送走最后一名新冠肺炎患者并经过一周的消杀后，武汉红会医院重新开诊。

       今年35岁的熊念从2019年6月开始执掌武汉红会医院，这位哈佛医学院的博士所经历的战“疫”百天，几乎也就是医护人员保卫武汉日日夜夜的一个缩影。

       百年医院迎来就诊高峰

       1月21日，武汉市疫情防控指挥部的会议上，有专家提出了发热病人集中就诊的“7+7”新模式，即城区7家大型医院帮扶7家二级公立医院，被帮扶的医院作为发热患者定点诊疗医院专门接诊、收治发热患者，减少发热患者在不同医院之间的流动。

       武汉红会医院成为最早的一批发热患者定点诊疗医院，但留给他们改造的时间只有半天。当天下午5点半，红会医院14个发热门诊准时开放，这也是武汉市“7+7”新模式后第一家开放发热门诊的医院。

       1月22日，红会医院的门诊量达到单日1700人次。因为当时绝大多数医院发热门诊都关停了，武汉各地的发热患者像潮水一样涌过来，最远的甚至从几十公里外的光谷地区过来。第二天，门诊量达到这家百年医院的历史高峰——2400人次。

       熊念说，对武汉红会医院这家综合性二级甲等医院而言，医院设计的容量，门诊量一天最多800人次。800平方米的门诊大厅，密密麻麻全是人，哭的、吼的、躺在地上的，就诊的患者和家属从医院一直排到门外的马路上。

       一边是门诊要接诊数量达两三倍于日常的患者，一边是住院部要紧急转移原有的300多名在床普通患者、尽快收治新冠肺炎患者。除此之外，还有传染病医院最基本的清洁区、污染区的改造。
1月23日下午3点左右，红会医院迎来第一批住院的新冠肺炎病人。红会医院的体量很小，按传染病医院的要求改造后，只有400张床位，但当天晚上就收了340位病人，第二天就满了。

       如何避免悲剧重演

       在熊念看来，疫情背后，需要总结和反思的地方太多。这次疫情暴露了基层医院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能力上的不足。

       最值得总结的是，基层医院如何探索出一个整体的应对方案。熊念说，“比如，上级指定了定点医院，但关于如何改造、如何配置人力资源、去哪里筹集物资并没有具体指示，这些都需要医院自己在短时间内立即解决。”

       熊念说，像红会医院这样的基层医院都对传染病的定点医院了解不多。患者只知道到这里来，但对医院来说，有很多流程要设计，有很多细节要关注，不同的科室都来应对新冠肺炎，医护人员的防护与培训怎么同步跟上都是问题。

       事实上，“7+7”模式的作用也未得到很好发挥，这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一家普通的医院要临时改建为传染病医院真的困难重重。

       熊念认为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这样临时转为传染病应急医院的机构行业标准是什么，包括门诊量要控制在多少，配备多少诊室，医护人员的比例怎么设计合适等。

       第三个问题是没有体系来评估医院的应变能力。“什么时候应该做什么，做成什么样，做得好不好，不知道。”具体执行的过程中，就是到处救火，从患者救治的效果来讲，可能也是参差不齐。

       此外，由于疫情来势凶猛，上级部门难以及时协调解决每个医院遇到的难题，仅靠医院自己应对，比较困难。

       医院的工作慢慢恢复正常后，熊念最近正在研究如何加强公立医院应对公共卫生事件能力的评估体系建设，“我已经整理出31项指标，就是针对上面的四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