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一年，一场发轫于乌镇的互联网医院建设大潮席卷了全国大部分省区，全国有30多家互联网开工建设。进入2017年，青岛、广州、深圳等地多家互联网医院相继开业，这股热潮仍在持续。

据统计，截至2017年2月，全国互联网医院总数逼近50家。这50家机构在中国医疗体系掀起了不小波澜，医疗机构、互联网公司、医药企业纷纷卷入，成为一种现象，一个话题，人们不断论争，有人赞美，有人贬低。

互联网医院标榜面向慢病患者、复诊患者和康复患者，提供在线问诊、电子处方、药品配送等服务，解决医疗资源分配不平衡难题，助力分级诊疗。以高调姿态现身的互联网医院大步向前又处处谨小慎微，在合法性与创先性、经济效益与医疗公益性之间寻求平衡。

时至今日，关于互联网医院的发展还不可盖棺定论。但其所呈现的形式、所面临的困境却渐渐清晰。这时人们不再张口就谈“颠覆”，资本也越来越理性，正是讨论问题的好时机。

行业如何认识互联网医院？互联网医院正以怎样的方式介入医疗行业？会在多大程度上塑造医疗行业？未来发展趋势是什么？问题一一划过，答案正在发生。

 

互联网医院并非横空出世，其背后有着清晰的逻辑链条。

2014年10月，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以下简称“广东二院”）网络医院开业；稍早之前，全国首家云医院宁波云医院上线运营；2015年12月，乌镇互联网医院正式营业；几乎在同时，武汉市中心医院与阿里健康合作推出武汉市中心医院网络医院；2016年2月，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以下简称“浙大一院”）启动全国首个公立三甲线上院区“浙一互联网医院”；2016年12月，好大夫在线上线银川智慧互联网医院。

每个节点上出现的互联网医院在当时都引起了广泛讨论，从云医院到网络医院再到互联网医院，名称的变化代表着模式的变化，背后的推动力量是互联网医疗发展思路的变化。在为数不少的行业人士看来，互联网医院是互联网医疗在遭遇发展困境后寻求转型的产物。这是互联网医院发展的深层逻辑。

记者采访的多位行业人士对互联网医院并不感冒，谈起此话题，他们的眸子里不会泛出兴奋的光。独角兽工作室创始人刘谦表示，互联网医院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公立医院办的，一种是互联网公司、药企等商业性公司办的，两种类型目的不一样。公立医院办的互联网医院，主要目的不是商业利益，而是希望拥抱一些新技术、新模式，满足部分人的需求。企业办的互联网医院则完全出于商业目的。

公立医院为何拥抱互联网医院？浙大一院院长王伟林给出了颇为高调的回答：“浙一互联网医院的目的是探索互联网医疗规律，探索公立医院在互联网+医疗出现之后如何拓展和延伸医疗服务，为国家制定相关政策提供决策参考。”相比之下，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以下简称“福州总医院”）门诊部主任、网络医学部主任林海则讲的更为务实：“福州总医院信息化建设曾经在全军乃至全国处于领先地位，但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医院信息化建设水平有下降的趋势。我们希望发挥医院在信息化建设上的厚积优势，努力打造军民融合的样板式互联网医院。”

一直以来，由商业公司推动的互联网医疗只能做挂号、在线支付、咨询等医疗外围的服务，无法进入医疗核心。因为国家有非常明确的规定，诊疗必须发生在医疗机构里面，互联网公司没有医疗机构的牌照，无法拿《医疗机构管理办法》来监管，所以不允许做诊疗。互联网医疗公司在陷入发展瓶颈后，只有寄希望于获得互联网医院的牌照以提供更深入的服务，包括问诊、卖药。“这对他们来说很有价值，在商业模式上也能形式闭环。”刘谦说。

中日友好医院医教处副处长、国家卫生计生委远程医疗管理与培训中心办公室主任卢清君直截了当地指出，“互联网医院”是外行人炒作起来的词，外行人介入医疗会出现很多偏差，发展到现在，没有一家互联网医院有鲜明的运营模式。

互联网医疗巨头微医仅用一年时间就在全国布局了17家互联网医院，对于这个话题，微医董事长兼CEO廖杰远有话说。他对记者表示，互联网医院不是想办就能办的，现在搞互联网医疗的不给自己挂上一个云医院、网络医院的招牌，好像都不好意思说是做互联网医疗的。做一点轻问诊、轻咨询就敢叫互联网医院，其实这和互联网医院还离着十万八千里。很多公立医院也宣称上线了互联网医院，做法是医院有限的医生通过医院官网或互联网提供一个在线诊疗的窗口。其实这跟互联网医院是两回事。

实际上，目前的确有很多医生和医院管理者对互联网医院的概念不清晰，对其应用的可靠性和是否能解决问题存在很大疑虑。“医院是一个特有名词，是集中解决患者痛苦的场所或机构，互联网医院借鉴了医院这个名词，但并不能完成医院的功能。从这个层面讲，互联网医院不能独立出现，目前只能是实体医疗机构的一个技术平台。”卢清君说。

国家层面从未对互联网医院做过权威解释，业界对这个概念也不置可否，但总体来讲，行业仍是以开放的姿态面对。对互联网医疗公司来讲，互联网医院是业务转型升级的突破口，对公立医院来讲，互联网医院是信息化和互联网技术发展所带来的潮流，是医院顺其自然要面对的新业态。

 

尽管存在种种争议，但谁也无法忽视互联网医院带来的风潮，不同类型的互联网医院正从不同角度探索适合其生长的方式。从目前形成的格局看，在举办主体上，互联网医院分为企业办、政府办和公立医院办三种类型。而在具体操作上，又可有更细致的划分。

广东省网络医院模式

2014年10月，广东二院建设的全国第一家网络医院正式上线。广东省网络医院以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为依托，由第三方提供网络平台，通过在社区医疗中心、农村卫生室、大型连锁药店等地建立的网络就诊点，开展网络问诊、远程会诊、健康宣教等服务。

广东省网络医院是由广东二院、互联网医疗平台公司、网络医疗接诊点等共同构建的新型远程医疗平台，全部由广东二医的执业医师提供诊疗服务。医生在执业地点为有需要的患者开具处方，经电子签名（CA认证）后，传输给患者，由患者就近取药。

广东省网络医院每个接诊点都配置了诊端系统设备和穿戴设备。网络医生通过视频、语音、文字等即时通讯方式，结合现场穿戴设备提供的实时检测数据及调阅患者既往健康档案，经综合判断后，为患者开出药品处方或检查、检验、体检等相应诊疗意见，经数字签名后提交系统处理。

宁波云医院于2014年9月上线试运营，是中国首家云医院，由宁波市卫生计生委和健康科技公司联合建设。与广东省网络医院基于广东二院一家医院为基础不同，宁波云医院是一个区域性的互联网平台。目前，宁波云医院有线上注册医生1000余名，来自全市100多家医疗机构。

宁波云医院主要提供两类服务。一类是面向患者的线上诊疗，医生对慢性病或常见病复诊患者通过线上问诊和移动生命指标检测等手段，作出续方、药物调整、健康指导或线下诊疗预约等处置，并提供线上结算和送药上门服务。另一类是面向基层医疗机构的远程医疗服务，在大医院远程医疗服务中心和基层云诊室之间开展协同门诊，患者主要是大医院出院的随访患者和家庭医生处置中的疑难患者。

宁波市第二医院（以下简称“宁波二院”）院长蔡挺指出，宁波云医院实际上是一个由政府主导、通过数字化技术建立的健康医疗生态系统，所有医疗机构在一套平台上开展业务。宁波云医院还是一个O2O平台，截至2016年8月，全市已建成12家远程医疗服务中心和144个基层云诊室。此外，宁波云医院还搭建了线下实体，是基层医疗机构和基层医生共享的、第三方大型医疗设备和服务平台，结合云医院线上资源，可以提供从门诊到检验检测、远程会诊、健康管理、康复诊疗等全方位的医疗服务。

浙一互联网医院模式

2016年2月成立的“浙一互联网医院”开创了公立三甲医院建设“线上院区”的先河。此后，浙江省立同德医院、福州总医院、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青岛大学附属医院（以下简称“青大附院”）等一批大型三甲医院也相继开设了互联网医院。

线上院区是医院全流程向互联网的延伸，无论患者身处何处，只要通过移动端APP、电脑等设备就可以实现智能自诊及导诊、预约挂号、视频问诊、药品配送、检查检验预约及报告查看、缴费、费用明细查询、反馈就医满意度等服务，形成“线上问诊开单、线下检查治疗、线上复诊随访”全闭环的就医模式。

青大附院于2017年2月上线山东省首家互联网医院。该院副院长张国庆表示，青大附院互联网医院要建立三大平台：一是服务平台，实现患者预约、问诊、支付、报告查询、满意度反馈等功能；二是工作平台，针对医生、护士、管理人员实现移动办公、移动考勤、排班等功能；三是供应链电子商务平台，实现药品配送等。

在浙一互联网医院上线一周年之际，浙大一院全面升级浙一互联网医院，同步上线浙一互联网医院分级诊疗平台、国际病理会诊中心、国际影像会诊中心、护理学院、老年健康管理中心、慢病管理中心、处方审核与药物治疗管理中心七大医疗服务平台。据悉，升级后的互联网医院旨在将互联网医疗服务应用到业务场景里，进一步将医生、护理，甚至医技服务开放给患者，实现全人群全程全方位的患者管理。

武汉市中心医院网络医院模式

与广东二院和浙大一院模式并不完全相同，武汉市中心医院网络医院开启了全新的互联网企业与医院结合的模式。

武汉市中心医院副院长杨国良告诉记者，该院建设的网络医院，提供的是一个嫁接互联网医疗服务的平台，这个平台可以集成不同的互联网医院入口。目前，阿里健康与泰康保险相继集成了各自的入口，未来武汉市中心医院网络医院还可以继续接入其他第三方，实现更多网络医院流量入口的接入，让互联网医疗服务可以为更多人群提供服务。

“互联网企业与医院的结合，是一种优势互补的形式，技术支撑、业务推广、医疗资源的落地由合作方与我们合作开展，医院则致力于提供优质的有保障的医疗服务，各司其职、各尽其力、各专所长。因此，我们认为，我们建设的网络医院与其他地区的网络医院的最根本的区别就是这个‘平台’的特点。”杨国良对《中国医院院长》说，当初选择与阿里健康合作开展网络医院建设，是基于对方“平台化”的建设思路、技术优势及品牌优势，同时阿里集团在当时已开展“千县万村”村淘计划的部署实施，医院借助其村淘体系，很快地实现了医疗服务下沉最基层。

乌镇互联网医院理论上讲是一家完全开放、共享的平台，可以连接全国的医生和患者。目前号称已连接全国2400多家医院、超过26万医生和7200组专家团队，为老百姓提供在线分诊、预约挂号、在线复诊、远程会诊、远程查房、电子处方、送药上门、医疗支付等服务。2016年10月，乌镇互联网医院日接诊量超过3万。

过去一年多时间里，微医在全国落地了17家互联网医院，模式同乌镇互联网医院相同，17家互联网医院均和当地实体医疗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

朗玛信息旗下的39互联网医院也采取相似的模式，依托贵阳市第六人民医院，定位疑难重症二次诊断远程会诊平台。当患者在当地医院接受了诊治，而其医生认为需要参考权威专家给出的诊疗建议时，39互联网医院基于专家资源、远程诊疗平台和服务流程，可以让患者快速预约权威专家进行会诊，足不出户就可获得权威诊疗建议。

银川智慧互联网医院模式

银川智慧互联网医院与乌镇互联网医院的模式几乎相同，唯一区别是前者并不依托与哪一家实体医疗机构，当地政府颁发的互联网医院的牌照诊疗科目写着“仅做线上诊疗，不做线下诊疗”。全国医生只要完成在银川的多点执业备案手续，就能在银川智慧互联网医院多点执业。这样，一个浙江的患者就可以通过银川智慧互联网医院，看上北京的专家。

如此一来，检查怎么办？银川智慧互联网医院给出的答案是，北京的医生在线开出一张检查单，通过智慧互联网医院的分单中心，把检查任务分配到离患者很近的一个医生那儿去，也就是分配到浙江患者所在地的医生那儿，患者可以在当地检查，并且可以报销。在线处方和住院也是类似的办法。

 

模式、形态各异的互联网医院运行情况究竟如何？

由企业主导的互联网医院实际上是一个医生多点执业的互联网平台，目前并不能提供有效、准确的服务数据，因此其运行情况一时难以考量。真正需要关注的是公立医院开设的互联网医院。

浙一互联网医院目前开放心血管内科专家门诊、血液病科专家门诊、全科医疗专家门诊、肝胆胰外科专家门诊等10个专科门诊。互联网医院服务的专家是医院自己的专家团队，可以利用检验检查预约、药物配送、手术资源等实体医疗的优质资源实现医疗闭环，打通医疗和互联网自内而外全流程的服务。

过去一年，浙一互联网医院共服务10123名患者，接受9774次名医线上问诊、5670次专科会诊。截至目前，该互联网医院与浙江省内外20家市县级医院、52个县镇卫生院站点、64家药店开展了协作。

自2016年8月成立以来，运行半年多，福州总医院互联网医院开通服务科室38个，以高级职称为主的391名医生在网络医院工作，所有在线医生均为兼职，互联网医院的管理人员也以兼职为主，并配备6名专职人员负责运营工作。目前，福州总医院互联网医院已和51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现协作和对接。基层医生碰到疑难杂症，通过“网络协作门诊”就可请福州总医院专家网上看病。

林海向《中国医院院长》介绍，网络协作门诊不仅把技术留在基层，也把专家从繁重出差中解脱出来，通过网络协作门诊，专家可以同时在线帮扶多家医疗机构，帮扶的效率更高。“所以，我不认为我们的互联网医院是传统医院的‘线上院区’。”

今年2月底刚刚成立的青大附院互联网医院先行设置了分泌科、血液内科、皮肤科、肝胆外科等与慢病相关的部分专科门诊，各科知名专家均有出诊。今后互联网医院还会逐步增设十几个专科、专病与特色门诊，并尽快整合医院远程会诊中心（包括远程病理、远程影像）、慢病管理中心、分级诊疗平台、客户服务部等，不断扩大互联网医院的功能。

张国庆表示，医生在互联网医院的坐诊模式与在医院坐诊基本一致，医生出诊为非全职工作，出诊排班由门诊部或业务部负责。互联网医院在试运行两个月期间免挂号费，医生绩效由医院补贴，在正式运行期间，挂号费按照市物价局批复意见执行。

武汉市中心医院网络医院自投入运行以来，整体运行情况良好，从一开始开通13个临床专科，到后来将网络医院应用实现线上线下一体化部署，打通了医生资源线上线下共享，即在线下门诊的各诊室医生都可以按患者就医队列为线上及线下的患者提供服务，所以目前只要参与了门诊排班的所有医生，也都同时参与到了网络门诊，门诊医生每天约126人。

目前网络医院的医生都是武汉市中心医院院内医生，但医院聘请了具有执业资格的医生承担网络医院全职工作。“网络医院运行以来，支出了挂号费的日接诊量为100～500人次。网络医院提供了慢病复诊的电子处方及物流配送服务，符合开具处方条件的患者，医生可以在征得患者同意的前提下，开具处方并由九州通提供物流配送服务。目前平均每天处方量为30张左右。”杨国良表示，网络医院目前只收取与线下门诊同样价格的挂号费，无其他费用，接诊的患者的主要需求是在线健康咨询服务。

宁波二院作为宁波市内主要的综合性三甲医院，在宁波云医院的工作体系里作为上级医院对基层医院开展协同的帮扶。蔡挺向《中国医院院长》介绍，在宁波云医院模式中，一方面宁波二院医生在云诊室定期坐诊、在远程医疗中心提供远程会诊，一方面医院接收基层无法治疗通过转诊系统上转的患者。同时，也兼顾部分患者的院外管理，对曾在医院就诊的患者，离院后可以通过云医院APP，与接诊医生进行远程咨询，患者在家可以获得医生的服务。

目前，宁波二院每周一到周六下午开设三个云诊室，安排涵盖内分泌科、呼吸内科、风湿免疫科、甲状腺外科等17个专科的46位医生定期坐诊。在对患者进行远程诊疗的同时，也对联线端的医生进行面对面的指导，这是一个提高他们业务能力的捷径。目前，医院对基层的协同门诊服务是免费。

从现实情况来看，各医院开展的互联网医院殊途同归，基本上是医院向区域辐射医疗服务的窗口，是区域远程医疗平台，也是区域信息平台。在互联网医院的建设上，各家医院都给予充分重视，能够持续投入人力、物力、财力保证其正常运行。可见，互联网医院建设并非医院一时心血来潮，其背后有着深层的驱动力量。

 

不管运营模式如何，最后的核心问题都是，互联网医院到底能给医院业务模式带来什么变化？到底能对整个医疗体系产生何种影响？这决定了它的生存价值和生命力。

互联网医院的业务规模和形态决定了其对传统医院业务的影响方式和影响力度。

杨国良表示，目前网络医院的患者主要有三类：一是轻症患者，此类患者不一定需要耗费时间和精力来医院就诊，通过网络渠道，医生和患者面对面进行沟通，进行轻症的问诊；二是慢性疾病患者，此类患者病情相对稳定并需要经常进行随访和指导，通过网络渠道可以切实解决此类患者的需求；三是健康人群，主要进行健康指导和咨询建议。从武汉市中心医院网络门诊运行情况来看，大约有50%～70%的患者可以通过网络医院解决一部分健康咨询及复诊问诊问题，这节省了医院有限的线下医疗资源。

这样的患者结构给唱衰互联网医院的人留下口实，他们认为互联网医院占用医生时间和精力开展低价值业务，不利于集中优势开展如特需或新合作项目的高价值业务。而且如果医院自身有隐性的以药养医业务，互联网医院还要让渡药品收益给第三方，对公立医院来说有些得不偿失。

这种观点遭到专家反驳。刘谦指出，现在互联网医院的业务量还非常小，网上配送的药品量也极小，对大医院来讲影响可以忽略不计。

事实正是如此。蔡挺坦言，目前云医院的年接诊量在医院总接诊量中占比较小，所以目前云医院对整个医院的业务模式没有构成根本性的影响。林海也直言，由于互联网医院尚未成熟，线上业务的规模还比较有限，很难对大型三甲医院构成业务模式的影响。

“互联网医院客观上占用了医生的时间和精力，但其提供的业务并不是低价值的，这是由医院的定位决定的。现在患者体验到了需要借助互联网手段改善的时候了。一定规模的患者是医院开展新技术、新业务的基础。”林海说。

还有人认为，互联网医院在中国的发展本质上仍是医院扩张的工具，公立医院利用其实现患者“导流”，而非控费或优化医疗资源。

刘谦不同意这样的说法。“互联网医院的用户主要是医院周围的患者，或是已经到医院看过病的，他们本来就是医院的受众群体，何需导流？”

张国庆说的中肯，2016年青大附院完成门急诊量470万人次，出院17万人次，手术8.4万例，各项工作量创历史新高，医院根本不缺患者。对青大附院来说，建设互联网医院是为了让有不同需求的患者找到适合自己的看病方式，实现医疗资源与患者的最佳匹配。也是为了将医院优质的医疗资源推向全世界，让国内外患者都能了解青大附院，提高医院的专家与学科的知名度。

也就是说，互联网医院虽然对医院线下业务发展推动有限，但并不能代表对医院没有意义。林海就坦言，互联网医院的正式运行使医院信息化建设水平有了新的突破，带来了全院人员观念上的更新。“2015年我曾在全院介绍‘互联网+’，但听课者寥寥无几，且以年轻医生为主。而现在，全院上下认识一致，绝大多数医务人员积极、主动参与线上诊疗，不少医务人员和管理人员对互联网医院建设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

杨国良也说，公立医院开展互联网医疗服务，其根本目的不在追求直接的经济效益，而是提升自身服务能力，扩大品牌影响力，支撑分级诊疗等各项医改政策的落地。

实际上，互联网医院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对区域医疗卫生体系的重新塑造。

目前各互联网医院都与基层机构之间实现远程联合门诊、远程会诊、在线预约转诊、远程影像诊断等服务。一方面患者在家中可以直接与互联网医院医生远程语音视频沟通，有需要时也可以就近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通过社区医生与大医院医生线上对接。另一方面，基层医疗机构遇到无法处理的疾病时，可通过互联网医院实时与大医院进行远程会诊、预约转诊等。在这个过程中，基层医生得到了大医院医生的指导，对水平提升有很大帮助。

“互联网医院可以说是实现分级诊疗的有效途径，它对于把患者留在基层有很大的推动作用。”张国庆对《中国医院院长》说道。

林海乐观地认为，随着分级诊疗不断落地，互联网医院在慢性病管理上的优势一定会逐步凸显。在不久的将来，互联网医院一定能成为边远、海岛地区慢性病管理和健康宣教以及院际互动等方面很重要的补充，甚至是主流。

 

不得不注意的是，不管哪种模式，每一家互联网医院背后或多或少都有地方政府的影子，且政府的角色越来越凸显。也就是说，政府即使不是主导者，也是这股互联网医院浪潮的重要助推者。

从国家卫生计生委、地方政府相关领导频频出现在互联网医院开幕现场就可以看出这样的趋势。原因显而易见，每家互联网医院都打着助力分级诊疗的旗号，政府没有理由不给予支持。另一方面，国务院发布《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后，推进“互联网+医疗”是政治任务，政府必须大力支持。

然而，政府的支持也仅限于在开业典礼站台，默许互联网医院的自由发展，关于互联网医院的政策和法规却一片空白。青大附院申请互联网医院时得到山东省卫生计生委这样的答复：目前国家大政策鼓励开展互联网+医疗，但国家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尚未出台互联网医院准入的具体标准，也没有规定互联网医院作为行政审批事项，因此，不存在行政审批和备案问题，建议作为新开展的服务项目开展。

对于互联网医院这一新生事物，国家没有政策，地方政府不知道怎么审批，干脆放任。卢清君向《中国医院院长》分析说，国家迟迟没有出台与互联网医院相关的管理规范是因为规范是把双刃剑。管得太死会限制新技术、新模式、新概念的发展。管得太松又容易乱，尤其外行人介入医疗行业时会出现很多偏差。

国家卫生计生委曾通过答记者问的方式变相提醒互联网医院的参与者，要在互联网开展诊疗活动，必须先拿到医疗机构的牌照。这之后，很多互联网公司开始申请医疗机构牌照。“独立医疗机构的认证和批复是有前提的，现在国家还没有互联网医院的建设标准，各地批复的互联网医院牌照合法性在哪，还有待探讨。”卢清君说，公立医院开办的互联网医院不存在牌照问题，但仍面临诸多风险，比如电子处方。电子处方的核心是电子签名，目前电子签名的认证体系和授权体系还没有完善，因此电子处方面临合法化的问题。

目前，关于互联网医院的资质、运营标准，各地卫生计生委并未有相关的明文规定。电子处方、电子签名、执业资质、诊疗范围、医保移动支付、药物配送、互联互通、信息安全等一系列问题也待解决。“互联网医院实际运营过程中，或难以突破政策限制，或游走在法律边缘。不少互联网医院缺少规章制度，管理上‘实用主义’泛滥。”林海告诉记者，医保支付问题亟需政府层面的支持。“电子处方”是互联网医院与网络“轻问诊”的标志性差异，在目前的情况下，医院也只是在法律法规框架下小心探索。

谈及互联网医院遇到的挑战，王伟林总结出三点：首先是规范、标准问题，到底什么样的患者应该做互联网医疗；其次是药品配送的规范化及流程问题；第三是收费问题。比如，病理诊断，收取多少费用并没有标准。在前期很长一段时间，浙一互联网医院均提供免费服务，“因为我们不知道应该收多少”。

除了政策层面，医院在运营互联网医院时，自身也存在困境。杨国良道出了武汉市中心医院网络医院的苦衷：一是医生资源不足，临床现有的人力资源配置只能基本满足临床工作需要，抽出专人坐诊网络门诊就会成为难题；二是医院、临床、患者对网络医院的服务模式认识不足，对网络医院的积极性不高；三是坐诊网络医院的医生工作价值难以量化，给考核造成了难题。

卢清君透露，国家一直在积极研制互联网医疗管理规范，会在这几年陆续发布。国家管理规范将对互联网医疗的资质管理更加明确，如取消前置审查、加强过程监督、偏重医疗质量。管理规范将引导社会资本有效、有序投入互联网医疗，使整个产业链条形成良性发展。“现在看到的互联网医院只是一个雏形，有不合理的一面，也有先进的一面，管理规范出来以后可以规范那些不合理的方面。”

林海认为应该警惕互联网医院片面追求覆盖区域的“广”和患者数量的“多”的现象，这种冒进极其危险，且与国家推进分级诊疗的思路相违背。他呼吁国家在制定互联网医院的顶层设计时要稳扎稳打，稳步推进，不能忽视互联网诊疗中的风险。同时，要关注医改的需要以及医改后公立医院可能面临的情况，而不是单纯地按照企业家的思路，盯着互联网医疗拉动经济发展。

 

政策不明朗导致互联网医院发展前景充满不确定性。因此，对于互联网医院的发展趋势，行业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卢清君认为，互联网公司独立运营的互联网医院没有前途，不会成功。这类互联网医院并没有完成诊疗的全链条服务，连一个门诊部的功能都没有实现，怎么能叫医院。“互联网有自己的优势，但脱离了实体，独立去做是不现实的。互联网医疗、移动医疗、远程医疗前几年不成功的关键就是脱离了实际的功能需求。”

对于公立医院举办的互联网医院，卢清君则持谨慎看好的态度。他表示，互联网医院作为公立医院的技术平台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医院也有院中院，法人主体是实体医院。这种类型的互联网医院不能叫独立的医院，说白了就是医院的一个部门、一个科室。通过这个平台可以提高现有工作模式的效率，合理利用闲置资源，把医生的时间合理分配出来，最重要的是可以解决患者的问题。

在卢清君看来，公立医院办的互联网医院实际上就是医院的远程医疗平台。目前，几乎所有顶级医院都有自己的远程医疗平台，也就是说，中国顶级医院都有自己的互联网医院，只不过他们没有这样命名，没有宣传，因为他们不需要虚名，市场流行的互联网医院模式不会给他们带来实质价值，他们只想实实在在地利用信息化手段和通讯网络平台为学科发展、人才培养服务。

“顶级三甲医院疑难危重疾病都解决不过来，怎么可能在网上回答老百姓头疼脑热的问题呢。”卢清君说，分级诊疗的核心是什么样的病让什么样的医生在什么样的医院治疗，大医院撒开网让全国人民都去看病是不现实的，也不符合医疗特点。所以大型三甲医院都在按分级诊疗的思路做远程医疗。

卢清君强调，互联网医院必须走目前大型三甲医院所走的远程医疗的路，才有可能实现自身价值。他同时认为，互联网医院未来2～3年会处在与政府、从业者和患者之间的磨合期，等找到正确的方式后一定会有爆发式的增长。

卢清君还透露，中日友好医院正在筹建国家互联网医院，该方案已获国家卫生计生委认可，预计年内开业。国家互联网医院将依托国家卫生计生委远程医疗管理与培训中心、行业协会，联合大型三甲医院，协同基层医疗机构形成医院之间的业务协作平台。“国家互联网医院会给互联网医院正名，赋予其新的含义，在互联网医院的管理体制、管理规范上做出探索，起到示范作用。”

国家互联网医院的理念与市场相关分析雷同，分析认为，互联网医院未来将是云端分级诊疗服务平台，由政府牵头，在一定区域内，二、三级医院与基层医疗机构建立长效合作机制，形成以大医院为依托、以专职医生或者医生的专职时间为保障、以基层医疗及家庭为触角的云医疗生态圈。此外，互联网医院还将是人口健康管理与服务平台，在完成医险药的打通之后，从解决低频医疗服务需求向健康服务需求的转变，在结构化大数据基础之上，提供精准的个性化健康管理服务。当然，互联网医院还是医生自由执业的服务平台，医院、医生、患者和数据通过互联网连接在一起，赋予医生在患者授权后医疗信息随取随用的方便，无论在什么场所，都可以查找患者的基本疾病信息、诊断、症状等，赋予医生从多点执业到自由执业的跨域自由。

刘谦对互联网医院的未来持略微悲观的态度。他表示，互联网医院对公立医院短期内没有太大价值，对医院发展帮助不大，因此很多医院不会去尝试。因为成本不高，很多观念比较新的院长还会去做，但有多大价值，这是大多数人要思考的问题。

 “互联网医院本来就是过渡性的，因为不解决实际问题。过渡完了就会出现去中心化的医院、人工智能的医院。到那时，除了住院、手术和特别的检查，其他问题在家里或社区就能解决，那才是真正的互联网医院。”刘谦对《中国医院院长》说。

林海持有相似的观点。他分析，在技术上，由于医疗信息的共享成为可能，加上可穿戴设备和移动医疗设备的发展，医疗大数据将迅猛发展。而随着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智能医疗将成为可能，甚至在未来一段时间发展后，有望替代医务人员的部分工作。

在运营上，企业举办的互联网医院会向疾病预防、健康管理和康复治疗方面发展。与公立医院共建互联网医院的企业考虑资源变现，压缩对公立医院的投入，甚至会考虑有偿提供技术支持，而不是通过与公立医院联合运营获取经济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