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下不时传来的笑声和掌声证明了演讲的成功。他的主题是分级诊疗。你很难想象这样的话题能讲出什么花样来。但是王伟林结合政策、实例、实践，及自己的大胆想法，用鲜明的地方口音，如同讲一个故事一样把这个话题讲得乐趣横生。讲到激动处，他的眼睛里泛着亮光。

演讲结束后，王伟林公开了自己的联系方式和微信二维码。他说，“欢迎和我交流。”顶级医院院长的联系方式并不难获得，但像他这样主动公之于众的却不多见。过去很多年，人们一直把郑树森院士和浙大一院联系起来，现在，人们用掌声支持了这个新的掌门人。从一名顶尖外科医生到一家顶级医院的管理者，王伟林正在自信与开放中完成角色转变。

成为院长后，王伟林时常要面对一些选择。比如，在下班后接受媒体采访还是做一台手术。对他来说，做出选择并不需要过多纠结。作为一个义乌人，他骨子里流淌着精明。但即便如此，面对这家国家级的医院，他感受到的不是喜悦与兴奋，更多的是压力。

如何保持医院在国内第一方阵的地位？他必须时常思考这个问题并作出决策。浙大一院将在明年迎来70周年华诞，王伟林显然想借此机会大干一番。但他深知其中的难度。他举了一个极为恰当的例子来说明自己面临的困难形势。用一个恰到好处的例子说明问题的关键，是他的强项，这在他的演讲中有所体现。这源于他对问题的精准理解与把握。

他说，他的前任、他的恩师郑树森院士已经把医院带入了高速发展时期，这好比是4乘100米接力，前面已经是世界级速度，现在他来接棒，后面这棒是很难的。“如果前面100米是15秒，我要提到13秒，还可以有百分之十几的提升空间。现在他已经跑到10秒，我再提速零点几秒都很难了。”

的确如此，如今，“开业之初，设施简陋，诸多不备，举步维艰，人称‘弄堂医院’”的浙大一院已经有诸多指标处在国内第一方阵，如SCI论文、国家科技进步奖、各大排行榜的排名。

王伟林想好了方向。“要保持医院地位和影响力，就要在原来基础上有所创新。加快高层次学科领军人物的培养与引进，加快余杭院区的建设，加强专科、亚专科等建设等。”创新，是这个时代被政府推动的力量。创新，可以弯道超车。

如今，浙大一院院长王伟林领衔的新一届领导班子带领全院职工，提出了打造“美丽浙一、幸福医疗”的治院理念。美丽的英文是Beauty，幸福的英文是Happy，对这两个单词的每一个字母，都赋予了专属意义。Beauty由B、E、A、U、T、Y这六个英文字母组成。其中：B代表Beyond，意思为“不断超越”；E代表Efficient，意思为“优质高效”；A代表Active，意思为“锐意进取”；U代表Up-to-date，意思为“与时俱进”；T代表Technique，意思为“科技引领”；Y代表Youth，意思为“朝气蓬勃”。Happy由H、A、P、P、Y这五个英文字母组成。其中：H代表Humane，意思为“仁心博爱”；A代表Assistant，意思为“倾情助人”；P代表“Personalized”，意思为“以人为本”；P代表Precision，意思为“精准医疗”；Y代表Yes we can，意思为“志在奉献”，王院长说，“美丽浙一、幸福医疗”的核心，就是要提高职工的幸福指数，同时提升患者的就医体验，让患者重获幸福生活，这是我们新一届领导班子集体的智慧结晶，也是对浙大一院‘严谨求实’工作作风的继承和发扬。”

2016年2月，浙大一院在新任院长王伟林上任三个月后上线了“浙一互联网医院”，这是全国首个公立三甲线上院区。这就是王伟林所说的创新之一。“为什么要做互联网医院？我吃准了互联网医疗肯定是发展方向。”王伟林说，“你不做人家也要做，跟着人家做不如自己做。自己先做，企业都会免费提供支持。”

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家里。这是王伟林提出的设想。有了“浙一互联网医院”，这个设想可以实现。患者通过手机、ipad、个人电脑，无论身处何处，只要触动手指，就可以与专家、名医“面对面”远程门诊，预约检查，还可以坐等药物送到家里。以往要去医院排队挂号就诊的繁琐流程，如今可以在网络上轻松完成。分诊咨询、远程门诊、线上付费、检查预约、住院床位预约、药物配送、慢病随访等功能一应具全，患者可以足不出户看三甲大医院的名医和专家。

在互联网医疗政策尚不十分明朗的情况下，浙大一院的这一举动显然具有风险。人们有这样的疑问，浙大一院已经如此强大，不缺病源，影响力足够，为何还要玩尚在概念中的互联网医疗。船大难掉头，如此大的体量，如何把握好它的前进方向？对此，王伟林成竹在胸。他不断强调，浙一互联网医院和实体医院是完全分开的，财务、收费都是两套系统。互联网医院丝毫不会影响浙大一院实体发展。

在全球化大背景下，国际交流越来越密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其中传播哲学、文化、艺术等软实力更重要、更持久、更有影响力。在软实力中，最“硬”、最有需求、最容易被感受到的是医学。实际上，王伟林还想通过互联网医院传递一种担当和责任：作为区域医疗中心，浙大一院可以利用自己的工具和诊疗平台，不花政府一分钱，拓展理念，敢于实践，敢于试验，要成为政策试验田，构建中国医学的“一带一路”战略，作出浙大一院自身的贡献。

“浙大一院不变的是服务国家战略，服务地方社会，服务老少边疆的‘讲政治，讲大局，讲奉献’”。浙大一院官网“院长寄语”中，王伟林的这句话是最准确的注解。虽然显得“高大上”，但你能体会到其中的情怀。

这不仅仅是舍我其谁的霸气，更是一种精神。王伟林说，作为一个外科医生，要有冒险精神。接过了医院管理者的大旗，却仍旧汲取着做医生时的营养。从某种程度上说，王伟林仍旧是个外科大医生。他还要在周末到省内外许多医院做手术，还要参加一些跟专业相关的学术活动。

走上最高管理者岗位的种子也许从他想当一名优秀医生那一刻起就埋下了。王伟林六七岁时，奶奶患了中风，半身不遂，紧紧握着他的手。年幼的他脑子里第一次出现一个想法：我要是医生该有多好。那时候，他崇拜农村的赤脚医生。种子萌芽了，一直贯穿于读书生涯，没有消失。

上高一时，有几天他感到头痛，睡眠不好，他去学校医务室。医务室人员说，“不好，这是神经衰弱。”王伟林被吓懵了。父亲带着他去了当地的中心医院。医生给出了完全反转的说法，“这有什么关系，每个人都会头痛，根本不是病。”有了医生的这句话，第二天，王伟林的头就不痛了。“做医生太神圣了，一句话就可以影响一个人。”这坚定了他学医的信念。

做医生后，他时刻记着那个医生对他的影响。面对患者时，他总是用鼓励的话语和他们交谈。很多疾病的治疗，患者心理因素占了很大部分。一句话可能加重患者心理负担，影响疾病治疗效果；一句话也可能让患者如释负重，疾病不治而愈。王伟林见过太多这样的例子。他坚信，把握好患者的心理，一句激励的话往往会事半功倍。当然，这是后话。

有了信念的王伟林，一路奔着医学院校而来。高考后10个志愿都选择了医学院校，最终他如愿进入了浙江医科大学（现为浙江大学医学院）。1986年，他从浙江医科大学医学系本科毕业。从此，他踏进了浙大一院。除了中间短暂的两年去了香港，30年时间，他一直都在这所如今他所掌舵的医院。时间的积淀是通向成功的道路，这一切看起来顺理成章。然而信念坚定的他，也有过一丝的犹豫。

不要忘了，他是义乌人。上世纪80年代后期，在义乌做生意的人渐渐多了起来。改革开放大潮带来的红利终于惠及了这座城市。王伟林的叔叔给他开出了1万的年薪，而当时他在医院的工资是每月54元。毫无疑问，跟着叔叔可以发财，可以成为万元户。“如果当初选择从商，现在很有可能是上市公司的老总。这完全有可能。”说这话，义乌人王伟林完全有底气。“但是内心没有动摇学医的信念，最终还是选择当医生。”多年以后，回想那段时光，那时的选择，王伟林轻松无比，青春无悔。“现在看，当院长更值，我对钱看得比较淡。”

王伟林最初的目标是当一个好医生，没有想当管理者。2001年，他当上了普外科副主任，“目的是为了当一个更好的医生。”这个想法在2009年不得不改变。那一年，他担任了院长助理。

“进入管理岗位是对我以前工作的肯定，是对我技术的肯定，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王伟林说，这是一种偶然，也是天时地利人和促成。

王伟林仍旧记得当初的信念。在他看来，今天，无论是学医还是当医生仍旧是神圣的。关键是内心深处坚守什么。

王伟林提的最多的人是恩师郑树森。后者是中国医学界人尽皆知的人物，他是中国著名的器官移植、多器官联合移植及肝胆胰外科专家。郑树森院士有很多得意之作，也有很多得意门生，王伟林是其中的佼佼者。成为院长时，王伟林早已是郑树森团队的骨干。两任院长交接当天，两人还携手进行了两台肝移植和一台胰肾联合移植手术。

“我的一言一行都有恩师的影子，他年纪比我大13岁，经常工作到晚上10点才下班，工作量比我还大。”王伟林说，“我能有今天的学术地位、院长地位和国内知名度，离不开郑院士的培养。”

王伟林毕业后选择了外科。他对外科每个专业都有兴趣。跟着郑树森后，方向自然就是肝胆胰外科。一切从零开始，从来没有见过肝脏移植的他，从头开始看着郑树森做手术。其后，他开始做猪的肝脏移植。1993年，浙大一院做了第一例肝脏移植手术，王伟林是团队成员。此后，王伟林逐渐成为骨干。

第一例肝脏移植手术的患者活了54天，这给了他们极大的鼓舞。后来，郑树森决定派人出去学习。1997年，王伟林只身前往香港大学（以下简称“港大”）。

此后，在香港一年多的学习，让王伟林完成了蜕变。这是去之前，他没有想到的。在港大，他如饥似渴地接受着新技术和新观念的熏陶。他整天泡在实验室，没日没夜地工作。由于表现突出，4个月后，当他离开时，他的导师范上达院士向他发出了继续在港大工作的邀请。

王伟林回到浙大一院，办了手续后立即启程二次前往港大。这次，他的职位是research assistant（研究助理），月薪14800港币，折合人民币17000元，而当时他在大陆的同事月薪是1000元。王伟林有一夜暴富的感觉，工作更加卖力。白天在手术室做手术，晚上在实验室做小鼠肝脏移植。最终，他在显微镜下完成了小鼠肝脏移植，这是港大的第一例小鼠肝脏移植。

13个月后，王伟林离开港大，而港大对他工作方式甚至学术生涯的影响才刚刚开始。在港大，他的手术思路发生了改变。“港大手术做得非常精细，我得到启发，手术手法和精细度发生很大变化。”王伟林说，港大的工作氛围也影响了他，范院士不知疲劳地工作和郑树森院士的情形雷同。这让他明白，要成功就必须工作，工作，不停地工作。

港大对医教研的态度也深刻影响了王伟林。去港大之前，在浙大一院，他就是做手术，不做实验。而在港大，完全不是这样。“在港大才知道，既可以临床做得好，也可以科研搞得好。”王伟林的科研思路和习惯在那里得到锻炼。他在港大养成了写论文的习惯，一年之内在国内外刊物上发了7篇论文。“以前只知道埋头干活，不太重视去总结很多东西。”

现在，他明白，只会做手术只能是一个刀匠。他重视科研的思路在浙大一院得到贯彻。“浙江大学也明确，只会做手术不会做科研的，只能给你主任医师职称，而不能成为教授。能同时做科研和临床，才能成为教授。”王伟林说。

范院士对教学的态度同样影响了他。范教授很忙，但他坚持去港大上课。王伟林说这些话时嗓子嘶哑着，原因是他在那个周一为学生们讲了4个学时的电解质平衡。周一对院长来说是最忙碌的一天，王伟林却把一个半天拿出来奉献给学生们。这是他对教学的态度。

“讲课是跟学生之间心的交流，不要只依赖书本，要把内心的感受讲给学生。学生是想成为医生的，你要把做30多年医生最经典、最有心得体会的东西教给学生。”学生加了他的微信，对他讲，“老师，基础课讲得这么生动，我已经好长时间没有这种感觉了。”“王老师，好久没有理论课可以上得这么开心了。”

他的一个学生说，作为院长的王伟林一直坚持为本科、硕士和博士的学生上肝胆胰方面的课。“他讲课充满激情，有感染力。从来不会照本宣科，他讲课结合病例，特别生动，听了不用复习，都记住了。”

“我想让每一个听我讲课的人都像我当初那样，那么想学医，这是一种传承。我就是这个想法。”王伟林说。

做医生时，他把手术做到了极致。在郑树森的团队，他最早做的是“取肝”的工作，前面几百例肝脏移植大部分肝脏都是他拿回来的。他晕车，坐车6小时去取肝，一路走一路吐。至今，他仍保持着坐副驾的习惯，算是对那段时光的纪念，不忘初衷。现在，他已是肝胆胰外科领域的顶尖专家，省内外很多医院都留下了他手术的印记，颇受同行认可。

如今，他的身份转变为医院管理者，与前面的经历完全不同。院长职业化在中国提出已经有很多年了，人们期待的、类似职业经理人的、对管理十分在行的院长并没有出现。反而是越来越多的专家沿着“医而优则仕”的路线成为医院管理者。医生出身的院长在医院管理方面的确有着独特的优势，这在王伟林身上体现得异常明显。

他力推“浙一互联网医院”上线，又提出了浙大一院的医学“一带一路”战略。他要把医院的先进技术·创新成果推到国际上去。

前期，浙大一院的肝脏移植技术已经辐射到了印尼。2010年和2011年，浙大一院率肝移植团队，包括外科学、麻醉学、重症监护、影像学和护理学等20位专家，在印尼大学医学院附属Cipto Mangunkusumo医院及Puri Indah医院先后开展了5例活体肝移植手术，里程碑式地实施了印尼历史上第1例、第2例、第3例、第4例成人间活体肝移植和雅加达当地首例儿童活体肝移植手术，成功救治了5名危重的终末期肝病患者，在当地引起了巨大反响和热烈好评。

后来，浙大一院肝脏移植团队又为泰国皇家御医进行活体肝移植手术，同样受到极大好评。最近，泰国陆军总院发出邀请，想让浙大一院团队去那里做手术。很多学科，如泌尿科，前列腺治疗技术在德国得到推广；如消化科，消化内镜技术在美国展示。凭借自己和团队的技术为医院赢得声名远扬的机会，扩大影响力，进而促进医院水平更好发展。这是专家型院长王伟林管理医院的一种方式。

他也要把国外的先进技术引进来。3月8日凌晨1点，当杭城已进入梦乡，浙大一院远程会诊中心却灯火通明，此时正是美国旧金山当地时间早上9点，王伟林带领着他的领导班子与大洋彼岸的美国斯坦福医学中心举行了远程会议。双方就合作建设浙大一院余杭院区国际诊所达成共识。预计3年以后，杭州市民可以在家门口享受到与斯坦福医学中心同样高品质的医疗服务。

不论是走出去还是引进来，背后的关键是技术创新。“创新是医院发展的第一动力，要鼓励医生在临床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要有这种创新精神。浙大一院发展到现在，就是由于医院的科技创新精神。我们有了人工肝，有了肝脏移植，有了活体肝脏移植、肾脏移植、骨髓移植，有了新的治疗方案，才把医院带到这个高度。”王伟林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