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12月11日上午8点，21岁的广东韶关青年廖新波走进考场，参加了一场久违的考试。那日，中断十一年之久的高考在这个刚刚结束浩劫的国家正式恢复。
多年以后，人们意识到，1977年寒冬的那次高考改变了一代人的命运，也改变了国家的命运。
当年，570多万名从农村、工厂、部队一路风尘走来的年轻人参加了高考，最终27万人在第二年春天迈进了大学校园。文史哲、数学、物理是热门专业，医学并不是大多数人的首选。廖新波前两个志愿都是工科，第三个志愿为广州医学院（现广州医科大学）。
从1982年（77级毕业）起，在医学院受过系统训练的医学生陆续走出校门，走进医院，20年后，在新医改前后公立医院快速发展时期，他们都是中流砥柱，是弄潮儿。
如77级青年赵玉沛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协和医院院长，孙虹成为中南大学湘雅医院院长，马晓伟成为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78级刘玉村成为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院长，王杉成为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院长，80级王辰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中日友好医院院长……
20世纪80年代初，初出茅庐的青年们走进医院大门时，并未真切地感受到巨大变革的来临，他们怀揣梦想，如饥似渴，一头扎进医学的海洋。但无论如何，变革真的来了。
总有一天春天会来
1978年12月18日，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作出了将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决定。同年，《光明日报》刊登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全国科学大会确立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根本方针。
政治气候的变化以难以想象的速度和力度影响着国家的各个角落及各行各业。
医疗行业迅速作出了反应。1979年元旦，时任原卫生部部长钱信忠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表示，要“运用经济手段管理卫生事业”。3个月后，原卫生部等三部委发布《关于加强医院经济管理试点工作的通知》，提出“给医院较大的自主权和机动权”，国家对医院的补助，实行从包工资的办法逐步改为按编制床位定额补助的办法。
医疗卫生事业落后的局面并未因改革东风的吹拂而迅速得到改善，医疗机构仍在计划经济的惯性下运行，既穷又破，环境脏、秩序乱，看病难、住院难，“独家办，大锅饭，一刀切，不核算”是其显著特点。
那个年代，科室买一个手电筒都要向医院报备。白大褂扣子掉了，钉一个扣子要打报告，谁的哪件衣服第几个扣子掉了，要写清楚，院长批了以后方能配扣。
1977 年寒冬的那次高考改变了一代人的命运， 也改变了国家的命运。
廖新波1982年从广州医学院毕业后，进入广东省人民医院。当时实行的政策是毕业生回生源地，廖新波理应回韶关工作。但他将要成为一位知名教授的乘龙快婿，教授不希望女儿跟他去韶关，所以想办法让他留在了广州。
廖新波被安排在了病理科。后来，老院长对他说：“不是我不安排你去别的科室，是你岳父大人说，让你去没有夜班的地方。”廖新波没有抱怨，他可以做到干一行爱一行。当时，他作为学科建设的第三批队伍受到重用。
何为第三批队伍？80年代初，医院队伍结构分为老、中、青三批，医院有意识地培养这三批队伍。“老”的一批是解放以后培养的人才，彼时他们还起着重要作用。“中”的一批是“文革”前后培养的，包括老牌工农兵大学生和“文革”中没有学到多少东西的大学生。“青”的一批就是廖新波这批高考恢复后培养的青年人。
80年代的广东省人民医院是一个仓库式的医院，最高建筑为3层，床位500张，年收入不足500万元，“文革”前的住院总担任主要技术骨干。医院破败不堪，连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都不如。医院洗衣房似一个贫民区的草棚，旁边是猪圈——养猪是为了改善员工伙食。
廖新波所在的病理科是当时全国较好的病理科，承接了省内外很多会诊，他加入后，科室医生达到7名。由于当时还是按编制进人，这样的规模实属罕见。在老主任的带领下，年青一代开始去发展病理科的一些新技术，荧光染色、免疫组化、电子显微镜诊断都从那时得以开展。
那时，年轻人有梦，关于初心，关于医学，关于国家的未来。
陆军总医院肿瘤科教授刘端祺清楚地记得，80年代初读研时，他吃惊地发现自己的两位研究生导师竟然在“文革”期间积攒了200多个胃癌切除标本，它们被完好地保存在一桶桶福尔马林中。“文革”期间，两位教授辗转西安、重庆等地，但无论走到哪里，标本都带在身边。
“他们心里有一种感觉，总有一天春天要来，那些宝贵的资料一定会派上用场。”刘端祺说，这是老知识分子的精神。
年轻人也没有失掉精神。
那时，于刚是张家口眼科医院的一名眼科医生。他频繁往返北京和张家口之间，往返12个小时的火车没有阻止他的激情。他疯狂地扎进北京协和医院，看资料、复印。
他的专业小儿眼科的资料太少了，国内只有7种期刊，他把历年所有期刊的所有文章一篇不落地看完了。
廖新波的印象与之相似：“那时写的论文都是真材实料，大家一遍遍去图书馆查资料、翻原文，没有像现在这样可以剽窃。做实验自己去买试剂，买回来医院报销，都是这样，老老实实做实验。”
他怀念那个有理想、有精神的年代。他发问，为什么过去大家喜欢学医，现在都不愿报医学院？在改革开放40年后的今天，是否要从医学教育、医疗行为、价值观上去做一些反思？
医疗秩序的解构
寒冬过去，一切都在解封，秩序将被重整。
改革开放初期到更久远的50年代，中国形成了一套相对完整的医疗保健体制，提供的基本卫生服务和预防保健受到WHO认可。那时村村都有赤脚医生，送出去培训半年，回来就是大夫。村里头以生产大队为单位设立合作医疗站，解决村民的日常疾病问题，解决不了的可转到村镇卫生院，再往上可以转到城市。
国家卫生计生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名誉主任张振忠回忆，80年代中期，中日友好医院有一台CT，张家口人想做CT得先从张家口公费医疗办公室开证明，然后到河北省卫生厅开转诊证明，加上本单位开的介绍信，张家口市政府会开一个进京证，进京下了火车得上旅馆介绍站排大队，排两三个小时找到住的地方，看病才算开始。
“尽管很繁琐，但人们的健康水平和各项健康指标当时达到了世界水平。”
80年代，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原院长赵平在北京协和医院做外科大夫，那时挂号只要1毛钱，不分医生，不分级别，患者没有后来那么多，凭“三联单”（指定医院的特约计费单）看病，分级诊疗井然有序。
当时，广东省人民医院没有真正的门诊部，门诊部就是急诊室，急诊室在离总部2.5公里以外的地方，像个窝棚。没有门诊部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患者？完全就是原来良好的双向转诊机制，医院实行分片负责制，省人民医院负责东边，中山医负责西边。医生经常下乡，相互之间都认识，下面解决不了的问题，联系好转上来就好了。
“你说这个制度好不好？绝对很好，我们不需要办门诊，患者已经住得满满的。”廖新波介绍，那时已开通电话和电报预约，医疗机构之间建立了稳定的合作关系。“那时没有医联体、医共体的概念，也没有市场观念，不谈金钱，不谈利益共同体，完全是责任。”
集体所有制养活了赤脚医生，以其为核心的合作医疗制度在70年代达到顶峰。1978年，全国农村80%左右的生产大队实行了合作医疗，赤脚医生达到160多万人。
自1978年末一个寒夜安徽凤阳县小岗村18位农民签订“秘密协议”那一刻起，维护7.9亿农民身体健康的保健体系便开始走向衰落。家庭所有制后，老百姓不愿意出钱办合作医疗，农村合作医疗宣告瓦解，1949年后建立起来的医疗秩序在时代潮流涤荡下就此坍塌。
1985年4月，国务院批转原卫生部起草的《关于卫生工作改革若干政策问题的报告》，其中提出，“必须进行改革，放宽政策，简政放权，多方集资，开阔发展卫生事业的路子，把卫生工作搞好”。这份报告首次鼓励卫生部门“以工助医、以副补主”，兴办卫生企业。报告再次明确提出要扩大医院自主权，对医院当时实行的责、权、利相结合的经济管理责任制给予充分肯定。由此，1985年被认为是医改元年。
在“以工助医、以副补主”思想指导下，医院发展思路活了起来。
南京鼓楼医院一位医生被任命为人事科长，惊动了整个卫生系统。原来的行政干部都是上级委派，当时这一行为属于破天荒。
医院习惯的“等靠要”、吃国家大锅饭的局面正在一步步被打破。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实行了“定额目标管理、全面质量控制、逐级分层包干、超额节约提成”的双百分计奖法；北京协和医院实行了“国家补助、定额包干、业务增收提成”的办法；吉林省人民医院将13项业务项目通过成本核算落实到各科室。
廖新波刚到医院上班时，行业还没有奖金这个说法，有的只是加班费、卫生津贴和交通补贴，这三项是医务人员工资以外的额外收入。那时，廖新波一个月可以拿到的卫生津贴是9元，交通补贴为4元，加班费4元左右。总体算下来，刚毕业的医生一个月可以拿到90多元，比当时大多数行业都高。
“医疗行业改革为什么走在后面？因为医疗行业工资本来可以，比较稳定，后来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其他行业工资上来了，医疗行业仍然停滞不前。医院要发展，要适应改革潮流，就得自觉改革，就提出用经济手段管理卫生事业。”廖新波如此分析。
全民经商时代来了，“下海”迅速取代“单位”“分配”“顶替”“铁饭碗”等成为媒体标题的热词。医院的围墙慢慢倒下，医院的服务公司开门营业了。
融入市场化浪潮
20世纪80年代的一天，于刚开着吉普车去了张家口市北“草原天路”。他在“天路”上立了一块硕大的广告牌，他要把医院宣传出去。那时，户外根本没有广告牌，于刚的这一举动象征着医院进入重视品牌的发展阶段。
那个年代，不谈医院发展，不谈远期规划，医院要解决的是眼下的吃饭问题。很多医院到月底时工资都发不出去，领导只能去找政府批点资金来发工资。医院很多医生是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大学生（77、78级），数年之内看到医院没设备、没项目、没奖金，又不送出去进修，就萌发了去意。毫无疑问，那时医院的首要难题是留住人才。
因此，任何能为医院带来利益的行为都是受认可、受欢迎的。
医院经商率先在发达地区的大城市萌芽。
80年代中期，广东省人民医院开始和一些厂家合作。政府办的医药公司日子过得很好，看不上医院。医院就和偏远药厂、非国营工厂合作生产制剂及一些小剂量的麻醉药、注射液。这是一种很朴素的经商，医院通过合作获取一定的收入来发奖金。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利用皮肤科技术优势，开发了美容护肤产品,开设康健医疗公司；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设立服务部专营治疗颓发脱发产品；湖南岳阳荣家湾卫生院办起年产1000万套的一次性输液器厂；更多医院利用临街用房开设商店、经营部、公司等。
1985年，于刚做眼科主任时每星期都要开着救护车去北京一趟。他的目的是潘家园眼镜市场，他要买一车眼镜框回去。他每次去市场都会轰动，他付现款，最多的时候带着二十几万现金。救护车进北京不用办进京证，因此成了货车。
于刚所在的医院淘的第一桶金靠的正是眼镜。那时，医院领导顾不上其他事，频繁地找政府，跑项目。于刚一个星期就要去一趟石家庄。他甚至要过外汇额度。医院买进口设备要找政府批外汇额度，于刚拿到外汇额度可以把指标卖给有需要的医院，比如一块钱可以卖一块四，挣四毛钱。
医院为了增加收益，想了各种办法。1986年，上海第二医科大学附属新华医院（现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率先开展“业余手术”，金山县中心医院（现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金山分院）推出了“点名手术”“点名就诊”。越来越多的医院推出专家门诊、特约会诊、特约出诊、特殊护理、母婴同室、康乐待产、温馨病房、临终关怀、戒毒等特需医疗服务和美容、整畸、药膳、减肥、健美等非医疗性服务。
1988年，我国第一批“医药代表”出现在施贵宝公司，职责是向临床医生讲解药品的功效和使用方法。同年，西安杨森开始招聘医药代表职位。招聘条件相当苛刻：要么是有临床经验的医生，要么是药学专业从业人员，能无障碍阅读医学文献，能和一线医生进行专业沟通。薪酬也相当有吸引力，不少医生弃医从商，加入这一行业。
彼时，医药代表跟“回扣”还沾不上边，随着个人代理商的涌现，非专业医药代表开始出现，这个群体迅速进入医院，日益影响甚至左右医生手中的笔。与此同时，在经历了严格的计划式管控后，大部分药品的价格开始由市场决定。这极大地刺激了药品销售。
在市场化浪潮下，到80年代后期，回扣已经在医院出现。
同样在市场化催生下，医院集资改善基建、新建医院成为热潮。广东医学院附属医院（现广东医科大学附属医院）集资6970万元建起5.8万平方米的医院建筑，使病床数从40张增加到1100张。
集资范围从内地扩大到境外和港澳台地区。1983年，香港知名人士杨志云向中山市人民医院赠资建造2万平方米的病房大楼；1989年香港实业家邵逸夫捐资7000万港元和400万美元,在浙江省政府相应配套下新建浙江医科大学附属邵逸夫医院。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原院长葛建一的母校苏州医学院决定筹建苏州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筹建新医院，人才是关键。苏州医学院采用“裂变”的方法，以老大哥附属第一医院、附属儿童医院为主，按需抽调业务骨干，选留应届毕业生充实基本队伍。
1986年，经主管部门核工业部批准，已经立项的苏州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从发达国家引进一台CT。医学院将这台CT装机地点放在大学校园里。由附属第一、第二医院放射科共同运营，CT满负荷运转，极大地方便了患者的诊疗需求。
1983年，广州益寿医院筹建，这是中国最早的政府和民间力量共同建设的股份制医疗机构，被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授予“中华之最”称号。
也是在那个年代，莆田系“祖师爷”陈德良携一个治疗皮肤病的偏方游医四方，月入上万元。500毫升水中兑入不到5毫升的水银，这是治疗疥疮的偏方，也是莆田系的原罪。此后，陈德良陆续收了8个徒弟。日后，就是这8个徒弟确立了莆田系的民营医疗地位和民营医疗发展格局。
规范化管理荆棘路
医院借助改革东风快速发展，医院管理和规范运行也被提上日程。
1980年，中山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就试行了院长领导下的“不脱产秘书制”，秦皇岛市医院最早进行了院长民主选举，广东湛江、黑龙江绥化、湖北广济、内蒙古乌兰察布盟等地较早就实行了干部聘任制。各地通过推行以责、权、利相结合的多种形式的责任制、承包制，逐步建立起自主管理、自主经营、自主分配的经营管理体制。
随着厂长负责制在经济领域推开，1986年，部分地区试点了院长负责制，“文革”期间实行的党的一元化领导被打破。1989年以后，高校改为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大学附属医院跟着改成了党委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
1982年，原卫生部发布《关于在医疗卫生单位开展“全民文明礼貌月”活动的通知》，要求以“治脏、治乱、治差”为重点，以搞好清洁卫生、美化环境为突破口，以改善服务态度、提高医疗质量为中心，把医院各项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
此后，原卫生部开展了文明医院创建活动，医院脏、乱、差的面貌得以迅速改善。
在文明医院创建基础上，1989年11月，原卫生部发布《关于实施医院分级管理的通知》和《综合医院分级管理标准(试行草案)》，医院评审正式进入历史舞台。
时任原卫生部医政司司长于宗河是这项政策的制定者和推动者，他直言，当时正是为了抵消一些医改的副作用,原卫生部才推出了对医院实行分级管理的改革。实际上，通过分级管理实现对公立医院的监督和管控才是这一政策的真正目的。
用时任原卫生部长陈敏章的话说：“这是一个好法，卫生部想赞成什么， 反对什么，都可以通过评审反映出来，医院还形成了政府控制下的有序的合作与竞争。”
对这一新政，医院持开放态度。
葛建一认为，医院是合格医院还是优秀医院，特别是与兄弟医院相比，哪里强，哪里弱，传统的办院模式是否对头，医疗质量达到了哪个等级，大家心里没底，渴望有个权威的认证。
等级医院评审是一把尺子，让医院运营有了规范。葛建一所在的医院首次通过等级医院评审时，给了全院职工极大的鼓舞。那个时代，它的意义在于彰显了医院的声誉，肯定了专家的水平与能力，表彰了职工对卫生事业的贡献。
在赵平看来，等级评审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消极的一面是等级和待遇联系在了一起。过去大学毕业到乡镇卫生院和中国最大的医院工作每月都是56块钱，随着等级观念的深入，不同级别的医院同年资医生薪酬差距越来越大。这导致人才逆流，削弱了基层服务能力。
南京鼓楼医院连续4年获评文明医院，后又获评全国首批三甲医院。该院名誉院长丁义涛称，20世纪80年代医院服务理念还受到计划经济的束缚。
那时都讲求医，一个“求”字道出了医患之间的不对等关系。夏天，南京是个火炉，中暑的人很多，送来以后放到地上，用自来水浇，物理降温。有时医生服务态度有问题，可以告诉患者院长在哪里。“你去告吧！”医生对他说。鼓楼医院不仅希望可以通过文明医院建设和等级医院评审改变这种局面，还希望可以做行业标杆。
医生服务态度不好与大环境有莫大的关系。国家财政投入明显不足，如江苏省财政补助占医护工资总额比例，1983年为116.5%，1985年为60%，1988年降至31%。政府没钱，没有底气提公益性。在这种情况下，医务人员服务态度表现出“冷、硬、顶、推、拖”，医疗作风上“吃、拿、卡、索、要”现象泛滥。
90年代初，形势愈演愈烈，病房里都在讨论，要不要送红包，送哪个医生，怎么送，送多少。广东省中医院推行了四不贪政策——不许贪、不能贪、不准贪、不愿贪。不许贪在舆论上做文章；不能贪体现在制度安排上，想贪没办法贪；不准贪就是严肃处理，以儆效尤；不愿贪是按照正常的渠道获得收入。
也就是在那个年代，地方政府开始“抛弃”医院。于宗河每天都能接到地方医院打来的电话，院长和医生人心惶惶。于宗河和分管副部长商量，决定要对这一情况作出表态。“我们明白，表态也不一定管用，但是得把意见说出来。”
于是，1993年5月召开的全国医政会议上，原卫生部副部长殷大奎在报告中明确反对医疗商品化、市场化，要求显示公益性和社会公平。起草这份报告的，正是于宗河。
彼时，邓小平南巡刚刚结束，原卫生部提出“建设靠国家、吃饭靠自己”，进一步鼓励医院在医疗卫生领域以外创收。殷大奎被公开批评为“保守派”。
1992年，中国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几乎在一夜之内，各行各业都要向市场化进军了，卫生系统又将在时代洪流中走出一条怎样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