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支持办医院，开饭店、养牛、开网吧……”张家口眼科医院原院长，现美和眼科创始人于刚的回忆中，20世纪的最后十年，他的职业生涯苦乐有之，个人和所服务医院实现了大踏步的成长。

 

       “据我所知，1 9 9 1年时，齐齐哈尔市很多医院药房也会卖‘类药品’，比如熬药的罐子，甚至电饭锅。”1992年，现齐齐哈尔市第一医院院长陈宏还是齐齐哈尔市中医医院一名普通的医生。在他看来，当时一些医院的做法，有不得已而为之后的积极作用，重要作用之一就是将一些濒死的医院救活了。

 

       生存还是毁灭，成为20世纪最后十年医院管理者们，迎面撞上的时代问题。

 

医院的生存突围

 

       1990年，于刚升任张家口眼科医院副院长。做“有温度”的医疗，似乎是于刚青年时便立下的基调。1981年毕业后，于刚进入张家口眼科医院工作。

 

       为强化自身，自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于刚先后在天津眼科医院和北京协和医院完成了多轮进修。在天津眼科医院学习期间，于刚争分夺秒地抄病例。某天半夜，曾因突发阑尾炎，挣扎于生死线；在协和医院进修时，往返于张家口与北京协和医院的火车去程5小时，回程5小时，他并不觉得苦累；在图书馆发现某种国外期刊上的新资料，复印一页便需要两块钱，他也在所不惜。“信息匮乏阶段，没人要求我做这个，这是自我要求。”

 

       于刚至今记得，外文眼科期刊在王府井的新华书店二楼的一个小角落里，眼科医生把他称为“海盗书屋”。以这一态度吸收新的营养，于刚进步飞快。也正在这一阶段，其所在科室的医技水平稳居河北省第一。

 

       于刚医者生涯的前半部分有过四次破格：破格当主治、破格当主任、破格上副高——破格当正高时他才39岁。

 

       业务能力上来了，但医院整体发展态势和地区及全国其他同级医院类似。“大家都不了解如何做远期规划，二、三线城市院长的主要目标是保证员工吃饭。”担任了副院长的于刚开始站在医院全局考虑问题。

 

       彼时张家口的所有医院中，可按月开出工资的仅张家口眼科医院一家，而他本人的工资则是每个月40元，奖金拖个一年半载的“很正常”，甚至哪个医生白大褂扣子掉了再买都需要打报告，显微镜等而今最常见的设备就更不用想了。

 

       “当时的院领导觉得我和其他几个年轻人比较有潜力，放手让我们干。”为采购更为先进的设备，于刚等人想到的第一个办法是争取当时较为流行的外汇额度，开始频繁地跑张家口和河北省石家庄的卫生局、计委等部门。“目的很简单。买先进设备要从国外进口，外汇指标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了。”于刚回忆，当时拿到最多的，是一个几十万的外汇额度。借助这一手段，医院设备需求得到了很大缓解。

 

       于刚做的另一件破天荒的事儿是给医院竖了一块广告牌。“当时的人都信奉‘酒香不怕巷子深’，没人懂医院宣传，很多人不理解也正常。”数九天，零下35摄氏度，在张家口和锡林浩特的那条公路上，于刚和几个同事刷了六天油漆，砸了六天铁皮，竖起了一个高达13米的牌子。“牌子上的照片里，我假装成患者坐在那儿，后来还被人认了出来。”

 

       于刚的另一创举是“大篷车医疗队”。自1993年开始至2002年，“大篷车”几乎跑遍了河北周边和内蒙古锡林浩特7个旗县，以及山西8个区县。“因为当时医院的眼科诊疗能力已经可以覆盖地区13个县的460万人口，人才梯队也已搭建完成，需要主动向周边辐射。”

 

       近十年间，“大篷车医疗队”名声逐渐打响，人称“塞外小同仁”。医疗队基本工作流程很简单：一个县（旗）停留约20天，一个长条桌，几把椅子，以义诊形式，按张家口眼科医院的最低标准收费，免费培训当地医务人员。“相当便宜，还会为当地协作医疗机构留下部分收入，百姓和医院都很欢迎，当时最麻烦的事儿，其实是去哪个老乡家吃饭，因为每次都有十几个老乡请。”

 

       在于刚看来，当时团队的诸多做法，其实有了“分级诊疗”的影子，因为坚实地将优质医疗资源落到了基层。

 

政策推动下的市场抉择

 

       在彼时尚为医务科科长的陈宏记忆里，1990年前后，其所在的齐齐哈尔市中医医院亦在大潮中，受“只给政策不给钱”相关机制掣肘，处于生存和发展的夹缝。“医院走入类似于包产到户的模式，成本核算，以经济指标为导向。”

 

       “在很多人眼中，确实是能抓住耗子的就是好猫。”陈宏表示，包括齐齐哈尔市中医医院的“类药品”处方等做法，直接反映的就是医院生存已成大问题，医务人员开支成为重中之重。

 

       与齐齐哈尔市中医医院彼时遭遇稍有不同，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张家口眼科医院的境遇“好一些”，“借力大篷车行动，我们在河北、山西和内蒙古同期开了很多分院，有承包，有托管，有独资。”于刚介绍。

 

       “其实搞‘大篷车’行动还有一个目的，留住人才，或者练兵。”于刚表示，当时医院有不少和他年纪相仿、改革开放之初进入的大学生，相当优秀。但受大环境影响，这批人希望向更高处走，甚至在“憋”了十年左右之后，出国意愿仍然强烈。

 

       “医生都讲童子功，被培养和实践多年的医生都是有更高追求的。”于刚至今遗憾一件事：他刚当院长不久，一个青年才俊申请离职，很坚决。无奈之下，他按医院规定收取了该医生4万元相关费用。“每次和别人讲完这个故事，内心都不是滋味。”

 

       1995年前后，为支持这些分院创建，于刚以独立法人身份，在张家口市开了11家眼镜店，8个美容中心和2个药房，以及拥有100台电脑的网吧。“现在听到田震的歌我都兴奋，因为那时网吧里放的都是她的歌，代表了那个时代的奋进精神。”

 

       “三产”带来的部分收入，被于刚纳入院内医务人员“福利”和吸纳进来的专家的“礼物”。

 

       “每逢重大节日，每个员工和专家都能吃上几斤从内蒙古带过来的牛肉。”面对记者，于刚毫不避讳。很多次，他手提肩扛，爬上老专家居住的高层筒子楼，敲开门，问候一句，放下牛肉，转身就走。

 

       除了各项福利支出，于刚将更多收入用于医院设备采购和员工培训。“医院发展的核心是留住医疗骨干，这一点至关重要。”各项措施并举，至2000年，张家口眼科医院的诊疗水平已经能够向北京同仁医院等友院看齐，甚至在某些方面实现了超越。

 

       在一位与于刚相熟，曾在国家级卫生政策研究机构工作的长者眼中，无论是医院开网吧，还是医院药房卖电饭煲等彼时的相关做法，都实属政策引导下的“以工助医，以副补主”，可以理解。

 

       在其他被采访的政策制定者眼中，1985年原卫生部发布的《关于卫生工作改革若干政策问题的报告》，可视做新中国第一轮医改的“序言”。此《报告》提出,放宽政策，放权让利，扩大医院自主权，鼓励医院创收和自我发展，鼓励多渠道办医，开阔发展卫生事业的路子，把卫生工作搞好。

 

       1992年9月，国务院下发了《关于深化卫生改革的几点意见》，添了“一把火”。该文件要求：改革卫生管理体制，拓宽卫生筹资渠道，完善补偿机制；转换运行机制，推进劳动人事及工资制度改革；进一步扩大医疗卫生单位的自主权，使单位真正拥有劳动人事安排权、业务建设决策权、经营开发管理权和工资奖金分配权。

 

       于刚坦承，将往事串起一条线，公立医院生涯最有感触的正是那一阶段：有政策倡导，有医院老领导的扶持，医院在多种因素交织间，学科发展得到了空前发展。

 

       至今，1993年买下，用于“大篷车医疗队”的那辆破急救车，仍被于刚经常想起。“那是一个象征，其实一切都是为了做更好的医疗服务。”他说。

 

极速发展下的学科路径

 

       1993年，于刚荣获“河北省十大杰出青年”和“全国优秀院长”称号。同一时段，陈宏已有了更多对现代医院管理的相关思考。“现今中国医院专科，甚至一些亚专科的发展和分枝散叶，或者说打下基础，正是20世纪末那十年间。”

 

       在一些关注中国医改多年的专家看来，至2000年左右，很多公立医院已展现了现代医院的雏形。

 

       生于1944年，陆军总医院（原北京军区总医院）原肿瘤科主任刘端祺现今已然退休，但仍在为这家医院贡献余热。在他看来，20世纪最后十年，是中国医疗界思想大解放、技术大发展的重要阶段。“虽然现在看来，伴随商业因素越来越多地涌入，某些地区的医院市场化操作有些过度，但那一阶段，中国医疗，尤其是专科建设还是得到了飞跃性进步。”

 

       与于刚某些观点类似，刘端祺也认为，十年动荡期间，曾埋没太多顶尖医疗人才。

 

       与同代人相比，刘端祺也曾有过迷茫，但他同时庆幸遇上了及时到来的改革开放政策。他中学就读于南开中学，住过周恩来总理曾住过的那间宿舍。更重要的是，南开中学兼容并蓄和群体昂扬向上的精神使其深受感染。刘端祺认为，这种在重大挫折后仍然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是改革开放从一开始就受到亿万群众强烈支持的基本动力。

 

       1967年从第四军医大学（现空军军医大学）毕业后，进入甘肃临夏第七医院（原解放军第七医院）工作，至1978年的十年间，无论在医院还是随队长年出差边疆，他一直未曾中断过学习。特别是在考取研究生后，重返母校的他看到的是一片欣欣向荣的崭新气象：曾被批斗，“靠边站”十年的老师们焕发了青春活力，每天早上都能看到头发已经花白的老教授们在操场上跑步、打太极拳，为的只是“再为祖国多干20年”。

 

       “那时每个教室的夜晚都灯火通明，重新获得学习机会的同学们对知识的追求如饥似渴。”刘端祺对当年的一些场景历历在目。

 

       1981年进入北京军区总医院后，刘端祺延续了医学研究的“求真”精神，做了14年的消化科医生。直至1995年，医院评审大潮风起，医院新设肿瘤科，刘端祺被推上前台，正式成为该科室主任。

 

       1996年年初至1997年2月正式收治患者，这期间，在医院支持下，刘端祺联动其他相关科室，建队伍，搞培训，可谓忙了个热火朝天。“研究生需要系统学习，拉着一支队伍，每个星期至少两个晚上，我们去北京一些肿瘤学研究较好的医院学习，抢占最好的位置，整整学习了一年。”此前的历年积淀，加之消化科多年的研究与实践，刘端祺个人能力无须质疑，但他更希望队伍尽快成长。

 

       科室正式开展工作时，医院给了20张病床，很快住满；其后一年之内，科室床位已增加到80张。

 

       回忆起来，刘端祺总结，当时令科室获得业内认可、名声在外的，一是胃镜治疗和激光治疗；另一个，则是晚期患者的姑息治疗。尤其是后者，成为刘端祺受业界尊敬与推崇的重要原因之一。

 

巨变之下的温度留存

 

       “每一个阶段，年轻人所处的环境与经历不同，做学问也有不同的方式。”刘端祺认为，20世纪最后十年，绝大多数医务工作者可能两个月才能得到一篇新文献，逐字逐句研究是有限条件下学术研究的通常态度。而今随着信息时代的进步，年轻人有了更多便利条件的同时，继承老一辈的优良传统和医学人文精神也很必要。

 

       2003年，“非典”结束不久，于刚接到了北京儿童医院的邀请。“那几年，包括很多民营医院，南京的某家公立医院，都曾邀请我去做院长或者科室主任，我都拒绝了。”出于个人家庭因素考虑，于刚最终选择了北京儿童医院。也正是在那其后几年间，他主导的多家“三产”医疗机构先后归于沉寂。

 

       2017年年初，于刚从北京儿童医院眼科主任的身份中脱离，创办了美和眼科。在他看来，相较多年前，现今很多医生缺乏经历与见识，以及医患沟通能力和医者情怀。“让患者再次感受医者身上应有的温度，是美和眼科当下和未来的重要工程之一。”

 

       在北京市卫生计生委原主任方来英看来，20世纪90年代至世纪末，是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重要阶段，医疗体系也随之发生相应变革。“高举公益大旗的同时，也要考虑社会环境的变化。”方来英告诉记者，曾经记忆中拿听诊器和用叩诊术的时代已一去不返，但医者情怀应长存。

 

       1993年，广东省人民医院开始了总体改造规划，时任该院副院长的廖新波告诉记者，“盖起了全国最高医院大楼的同时，医院提出了‘前线服务’概念，将后勤社会化、信息化和前台服务等理念整合，希望打造没有围墙的医院。”

 

       1997年，陈宏进入齐齐哈尔市卫生局，两年的科员时光锻炼了他“自上而下”看问题的能力。“一些医院在举步维艰的阶段获得了政策支持，得以迅速转身，即使这个转身有难度，也并不算华丽。”

 

       国家卫生计生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名誉主任张振忠几乎经历过新中国至今所有医疗改革的各个阶段，“自己是一个时代的跟随者。”在他看来，对中国各阶段的医疗改革，应进行立体的思考。“包括最重要的，对各阶段患者思维方式和状态的感知。唯此，方可更好地进行下一阶段卫生政策的制定与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