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诺贝尔奖擦肩”
1979年 背景：改革开放初始，群体求知欲望强烈
1979年，时年尚为研究生的刘端祺在导师张学庸、陈希陶教授的指导下，进行透射电子显微镜下胃癌细胞的形态观察时，发现在胃黏膜柱状细胞间常常嵌入一种螺旋样杆菌，有的还有鞭毛，这种现象尤其多见。当时有为数不多的外国文献称其为“被污染的细菌”，刘端祺和当时参与观察的张学庸、陈希陶，以及潘伯荣、胡家露等教授都感觉这种现象不太寻常。刘端祺和同寝室的樊代明（现中国工程院院士）也都认为，这种细菌背后可能有巨大的奥秘，值得深入研究。
“遗憾的是，受条件限制，这一研究并未深入。”刘端祺告诉记者，仅几年过后，1984年，澳大利亚两位科学家也有了这一发现，并且二人因此获得了1994年的诺贝尔奖。这一发现，后被誉为20世纪人类发现的最后一种致病菌，对其后胃癌的治疗影响至深。
刘端祺
时为医学研究生
曾任陆军总医院肿瘤科主任
回望：“当时研究并未深入的重要原因，一是要有一个恒温的厌氧环境，其内要充进少量氧气，以及更多的微生物学知识，但这些条件当时并不具备。”刘端祺向记者强调，讲述这一故事的主要目的并非缘于那个“重大的遗憾”，而是感慨当年那一批医学工作者的钻研精神和受到所经历时代条件的制约。
张家口市级医院实现财务核算计算机化
1988年 背景：医院谋求新的发展空间
1988年的北京中关村，并未达到其后数年内的喧嚣，但也热闹非凡。夏日的一天，“村里”人口口相传，“飘来了一张大单”，而这张“大单”的付费方，是时任张家口市卫生局副局长张振忠和他带领的团队。“当时就看‘286’比较靠谱，我们去所有卖这个型号电脑的店里转。谁的机器好，价格也合理，是否原装。”张振忠介绍，那些天，废寝忘食，早上起来吃个煎饼，喝碗豆浆，跑上一整天。最后，成功接洽联想前创始人倪光南，拿下三十余台电脑的“大单”。后来，有媒体以这一事件为基础，写下一篇文章——《一个卫生局长的计算机之恋》。
张振忠
时任张家口市卫生局副局长
现任国家卫生计生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名誉主任
回望：“利用这些电脑，全张家口市的大型医院实现了利用计算机进行财务核算和住院收费的目标。”张振忠表示，当年这一举动，使自己及身边很多人意识到了一点：利用计算机，可提高未来公共卫生的管理效率，进一步解放生产力。
挣下“三产”第一桶金
1990年 背景：国家“给政策不给钱”
1990年，于刚管理医院的同时，喜欢“磨眼镜”，也喜欢去街上转悠。渐渐地，内心涌起办验光配镜门店的想法。某天，在最繁华的那条街上，一个刻字社门前，他停下了脚步。于刚至今记得那个店里的前台长得很漂亮。“用你们的门脸，合作眼镜店如何？”对方在犹疑许久后答应了。仅这一家，其后一年的利润就达到了40万元，成为了于刚“三产补医”的第一桶金。
于刚
时任张家口眼科医院院长
现为美和眼科创始人
回望：“正因为有了那第一笔钱，才有了之后第二家、第三家，以至更多眼镜店的开设。”在于刚看来，“三产”积累的资金，有力支持了医院的先进设备采购，以及员工绩效和顶尖人才的引进。
绩效分配之争
2002年 背景：公立医院“绩效为王”
2001年7月，宋茂民从辽宁沈阳来到北京天坛医院，任外科主任兼普通外科主任，点起新官上任的“三把火”，最重要的“一把火”是绩效改革。2002年某天的科室例会上，宋茂民与某专业科室骨干的矛盾终于暴发：对方举起椅子，欲向宋茂民砸去。与会其他人员上前阻拦，宋茂民大喊，“让他过来！”对方最终悻悻，放下了椅子。
宋茂民
时任北京天坛医院外科主任
历任北京天坛医院党委书记
回望：“此前绩效制度较为粗糙，我推行的改革主旨是多劳多得，将医疗组按专业划分，以制度规范，绩效机制更为合理。”宋茂民坦承，当时改革阻力很大，不过在一些“人性化”，较为灵活的机制实行后，科室有了更多内生动力，实现了效益的“双提升”。 2004年10月，宋茂民被医院任命为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
改制大会上的抉择
2005年 背景：医院产权改革
2005年农历正月初八，室外冰天雪地，室内热火朝天。在齐齐哈尔市产权制度改革大会上，陈宏内心虽有忐忑，但也有一股劲头憋着。在其他医院持有保守态度，会议渐入僵局之时，陈宏接下了改制任务，同时表明自己“有信心”。
陈宏
时任齐齐哈尔中医医院院长
现任齐齐哈尔市第一医院院长
回望：“办法总比困难多”。回忆当初，陈宏认为自己当时的状态并非“强撑”，而是真的有信心。在接下来的改制过程中，陈宏坚守一点：确保国有资产不流失，国有占股和职工持股占到70%。
来自一对夫妇的感恩
2013年 背景：预约挂号
某晚，方来英在小区门口遇到一对夫妇。“你们太贴心了！”怀孕的妻子告诉方来英，之前他们夫妇二人要凌晨3点到某妇产医院排队挂号，挂完号回去要等近十个小时，或者几天。而“现在”，晚上预约挂号，省去了这些麻烦。“能挂号到哪天，心里有数了，不必辛苦等待了。”
方来英
时任北京市卫生计生委主任
回望：2010年后，北京多家医院先后实行预约挂号制，极大缓解了北京市民及外地患者的就医需求。“一件小事，反映的是大的时代，也反映了医改的进步。”方来英曾经见过冬日里，北京同仁医院过街天桥上，冷得浑身哆嗦的小护士举着牌子来回踱步，牌子上写着“挂号预约请找我”。“医改是综合、系统的工程，医卫管理部门和医院，都将成为这一进程中的参与者，而非助推器。”这是方来英今时的感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