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AI:崛起会有时

时间:2018-08-10 13:35:35来源:中国医院院长作者:宋攀
一旦解决人机亲密度、技术可及性两大问题,人工智能崛起或指日可期。

       一旦解决人机亲密度、技术可及性两大问题,人工智能崛起或指日可期。

 

       6月24日,香港《南华早报》刊文称,“人工智能最大的贡献可能在于医疗,中国在这方面领先。”消息一经传出后,引发国内舆论关注。

 

       我国医疗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态势如何?推广应用亟待突破哪些障碍?《中国医院院长》为此展开调研和采访。

 

热度与需求

 

       “不关注人工智能的院长,一定是没有前瞻性的院长,院长们一定会关注或深度关注人工智能。”采访中,温州市中心医院院长黄建平的开口语昭显,医疗人工智能的热度已经从产业生态链的上端传导至下端。

 

       近两三年来,医疗人工智能热浪袭来。国内外科技巨头纷纷布局,像IBM、谷歌、微软、百度、阿里、腾讯,先后占领肿瘤、肾脏与眼科、医疗放射、医学影像领域人工智能“山头”。

 

       有数据显示,2017年,各医疗人工智能公司落地的医疗机构加起来已经超过1000多家。也有媒体分析指出,2017年,中国医院科技影响力排行榜前20名的大医院均有在院内开展人工智能相关工作。合作方式多种多样,有的是与企业合作成立研发中心,有的是引进人工智能产品开展服务,还有的是成立医学研究实验室……在各类医疗人工智能产品中,虚拟助手最受关注。

 

       人工智能与医院“握手”的背后,是医疗行业对人工智能的殷切需要。以肿瘤治疗为例,中国肿瘤患者总体五年存活率只有37%,远低于欧美及日本等发达国家。有业内人士指出,造成这一现状的一大原因是,肿瘤诊疗过程存在大量不规范诊疗。而人工智能则能借助强大的数据库,帮助医生确立基于最新循证医学证据的个体化治疗方案。以目前肿瘤治疗领域最为成熟的沃森肿瘤为例,来自权威的消息显示,其给予的方案与北京大学肿瘤医院诊疗方案的一致性高达89.1%,其优势已经获得越来越多的认可。截至2018年4月,沃森肿瘤在全国已签约22个省39市的66家三甲医院/医疗集团,已落实全球14个国家和地区。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秘书长、解放军第307医院乳腺肿瘤科主任江泽飞在接受《中国医院院长》采访时也表示,医疗行业高度复杂性、数据量大、需要规范和标准的三大特征,为人工智能的应用提供了天然土壤。

 

       江泽飞从肿瘤专业出发解释称,肿瘤治疗领域发展很快,既有传统的手术治疗、化学治疗、放射治疗,还有最新的免疫治疗和精准检测指导的个体化治疗。不断增多的治疗手段,一方面为患者初始治疗提供了更多机会选择,另一方面也增加了医生个体化决策的难度。“个体化治疗的过程中,需要有智能系统帮助积累数据,辅助作出更好的决策。急的疾病治疗得着急一点,缓的疾病就要治疗得缓一点,寻求最佳的治疗效益和社会效益。”江泽飞说。

 

       而在医院管理者黄建平看来,人工智能还将助推医疗服务、流程模式进入高级阶段。黄建平指出,根据技术应用程度,医院服务流程模式进程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上世纪90年代前的纯人工阶段,典型代表是药工手工划价;第二个阶段是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计算机应用阶段,医院以财务、收费为关注点,引进新的影像、检验等系统与之对接;第三个阶段是,从2010年开始,云技术和物联网技术开始在医院落地,医疗信息与医疗管理结合在了一起,医院内部条码管理开始启动;而在第四个阶段,人工智能将带领医院进入医院服务流程模式的4.0时代。

 

       “4.0还在3.0时代孵化。随着人工智能研究的深入推进,其影响力会越来越大。当人工智能被普遍应用时,传统的医疗行业生态链一定会被颠覆。”黄建平对人工智能的应用充满信心。

 

       原国家卫生计生委统计信息中心副主任、中国医院协会信息管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王才有也对医疗人工智能发展充满期待。他指出,医疗人工智能在国家健康中国战略中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有助于解决我国现在的医生短缺问题,有助于解决我国偏远地区医生水平难以提升的问题,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

 

       而在更宏大的范围内,医疗人工智能已经成为国家雄心勃发的战略之举。2017年7月8日,为抢抓人工智能发展的重大战略机遇,构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先发优势,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国务院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规划明确提出要发展智能医疗,即推广应用人工智能治疗新模式新手段,建立快速精准的智能医疗体系。智能诊疗助手、智慧医院等智能手段位列其中。

 

       “工业革命的时候,我们国家是落后了;计算机及信息技术革命中,我们赶上了;而如今,国家高层和管理部门相信人工智能的重要性,希望我们赶上智能时代这股潮流。”江泽飞如此理解国家的人工智能战略。

 

初级阶段瓶颈

 

       王才有告诉《中国医院院长》,当前,医疗人工智能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此阶段人工智能的典型特质是在一些简单问题的处理上已经发挥出很好的作用,但对于医学上比较复杂的问题,现在还没有重大突破。

 

       在江泽飞看来,“人机对话亲密度”不够也成为现阶段人工智能推广的一大瓶颈。“一种是嫌人工智能不够给力;另一种可能是怕‘它’太聪明,把人给取代了。现在人与人工智能的关系还不是那么密切与和谐。”

 

       例如,在一场人工智能与病理学家展开的乳腺癌诊断比赛中,人工智能虽以88.5%的准确率赢了病理学家(73.3%)。但事后仍有病理界权威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这样的比赛结果并不能说明人工智能有多靠谱。该专家认为,人工智能没有很好地观察整体,而病理医生诊断的要点是在低倍镜下看全貌。对此,来自企业的人士则针对性回应称,AI在不同的尺度下都有处理结果,不仅看局部区域,也看整体。并且,AI只负责把病灶找出来,最终定性仍由医生判定。这些迹象显示,人工智能与医疗行业之间仍须增强沟通,紧密合作。

 

       除了认知障碍,对于一些成熟的人工智能产品来说,更大的瓶颈在于商业推广。黄建平在接受《中国医院院长》采访时指出,收费问题是关键问题之一。有媒体报道,因无法收费,医院引进人工智能的动力不足,出现“人工智能诊断率超过医生,但进不了医院”的尴尬。

 

       黄建平介绍,从行政审批流程上来讲,人工智能在院收费首先要进入诊疗收费项目名录,获得医疗服务条码;其次,要经过省物价部门的价格核定。“国内对这一块比较谨慎。”黄建平分析称,一是有关部门担心人工智能的应用引起医疗费用的增加;二是人工智能作为一种新兴的虚拟技术,成本核定还存在困难。而对于已经得到物价审批的先行者人工智能产品而言,价格高低成为影响其覆盖面的一大因素。据媒体报道,一家三甲医院引入人工智能几个月后,才有几位患者问诊。医生表示,除了知晓率因素以外,价格成为影响患者选择的一大因素。

 

       多位专家在接受《中国医院院长》采访时表示,一旦收费,患者会掂量,使用人工智能到底值不值。“大家可能会觉得药物贵点名正言顺,对人工智能这种新技术的价格还一时难以接受。而实际上,别看它表面上是十几秒钟很快给出了一个方案,在其背后还有一个数据库维护成本。”黄建平认为,更大范围的推广,一方面需要积极引导社会对人工智能的价值认可;另一方面,人工智能企业也应根据市场反映的情况不断调整营销策略。江泽飞则从实际应用视角表达了医生的看法。

 

       “为什么患者宁可花100块钱看一个专家门诊,也不愿意花上千元让人工智能来看。很大原因在于患者最终还是需要拿着机器的结果问医生。”江泽飞指出,一条更合理的定价方式是,将人工智能与专业技术人员的技术价值结合在一起考虑。收费过高、过低都不利于人工智能的推广,促进行业发展需要综合考虑。“医事服务费,严格来讲应该包含购买技术和技术决策的费用。”不过他同时表示,这样的前提是医保能够报销。

 

出路有方

 

       在江泽飞看来,解除对医疗人工智能的认识障碍,医疗界首先要做的是不拒绝和屏蔽。他指出,任何一个技术都不是万能的,都有它的优势和缺陷。人工智能是人的帮手,医疗行业应对医疗人工智能持积极的开放态度。

 

       江泽飞表示,提升医疗人工智能与专业人士亲密度有两大途径:一是企业提供一些资源,让专家、医院、学术机构免费试用一段时间,让大家直观认识、体验人工智能,为客观评价人工智能创造基础;二是人工智能企业与有影响力的专家、学术机构共同申请课题,做一些临床验证,让大家在探索和摸索中,寻求到最好的契合点。

 

       C S C O乳腺癌专家委员会的一项研究结果就是此方面的表率。2 0 1 7年8月,专委会启动了一项针对人工智能的多中心、随机、双盲研究,用于评价人工智能Watson用于中国乳腺癌患者的治疗决策。研究者首先关注了不同疑难程度病例当中,人工智能与不同级别医生决策的一致程度。其次,研究关注了医生对人工智能的信任程度。即当两者不一致的时候,将人工智能决策告诉医生,观察医生是否会修正其决策方案,并以乳腺癌诊疗权威指南评价两种方案的准确性。研究发现,在一些简单问题上,机器决策很果断,而人比较犹豫。在一些疑难的情况下,它可能不如高级医生,而在特别疑难的情况下,人工智能和医生可能都没有办法。

 

       “可以看出来,医生在什么情况下可以更依赖于它。这可以提升为一个更亲密的人机对话。”江泽飞直言,“如果不花钱的话,全国80%的患者靠它已经没有问题了。它的水平能达到全国8 0 %以上的医生水平。”

 

       “两年前,医疗界对人工智能还是两个极端。一批人非常有兴趣去探索,另一批人则不接受甚至排斥。两年之后,原来特别相信它的人更了解它的适用范围,原来抱着将信将疑的人开始试探着与它合作。”江泽飞表示,一些先行者的创新尝试为整个行业带来了积极影响。

 

       人工智能覆盖面方面,黄建平指出,在国家将人工智能升级为国家战略规划的大背景下,对于一些取得临床认可,对患者诊疗有很大帮助的人工智能技术,政府层面也应本着患者获益的态度进行积极引导,支持和推动可从局部尝试开始。

 

       黄建平同样以肿瘤为例介绍,国内肿瘤治疗技术规范化应用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医疗费用的增长。目前医保仍将肿瘤作为特殊病种管理,规范化管理的手段较少,可以考虑运用一些成熟的肿瘤人工智能规范化工具。比如医保允许患者选择人工智能参与医生治疗方案的确定。人工智能的服务成本,医保承担一部分,患者承担一部分。表面上看似乎增加了医保的负担,实际上,当医生治疗方案与人工智能服务对接时,有助于避免不规范、不合理治疗的发生,患者总的医疗费用有可能会降低。

 

       “全民接受可能有一个过程,但可以做一些突破,比如说先选择肺癌、胃癌、乳腺癌三个病种,有效果了,再慢慢推进。”黄建平建议。王才有也指出,人工智能在实践中遇到的问题,需要政策方面的推动。“人工智能在推进过程当中会遇到很多问题,这些问题都需要在实践当中得到解决,像数据价值使用、法律风险等问题并不能靠一个简单的行政命令来解决,也不可能一开始就有一个制度。人工智能是一个方向,解决一个个问题需要时间。政府对人工智能一定是起主动的推动作用。”王才有最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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