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女士坐在北京儿童医院门诊大厅一楼右侧的护栏旁边，不时将手里的包子送往女儿的嘴里，奶奶一手拿水杯给孩子喂水，一手用毛巾给孩子擦汗。旁边李大妈抱着哭闹不停的才一周岁的小孙子来回踱步……门诊大厅外，有抱着熟睡的孩子蹲在路缘石上一脸疲倦的爸爸，有依靠柱子哺乳婴儿憔悴不堪的妈妈，还有满头大汗却在给孩子扇风的爷爷……
熙熙攘攘的人群使得门诊大厅更加局促，夹杂着孩子的吵吵闹闹，到处是家长们急匆匆的脚步和紧张焦虑的神情，这就是近年来儿童医院司空见惯的景象，像普通医院场景下按了“快进键”，带孩子去医院看过病的父母，大多会有同一种感受：看个儿科是真难啊！
刚步入2018年没多久，一场流感就席卷了中国。焦灼的家长们带着孩子涌向各医院的儿科排起了长队，一些地区本已超负荷运转的儿科医疗体系近乎瘫痪。业内专家表示，去年底到今年初的流感救治，对整个儿童医疗服务体系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各地儿科纷纷告急
2018年1月，天津海河医院发布公告，因儿科医生超负荷工作，目前均已病倒，即日起儿科不得不停诊。消息传出后，天津市卫生计生委协调派出儿童医院两名医生前去出诊，以保证周边患儿就医。
同样是1月份，江苏省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儿科医护人员加班加点诊疗患者，同一天两名儿科医生病倒住进ICU，医院不得不暂时关闭新区儿科急诊。
5月4日，江西省鹰潭市余江县人民医院在其公众号发布的《余江县人民医院儿科现状公告》称：由于近期该院频繁出现儿科医师辞职，人员严重流失，在职儿科医生超负荷运转，严重影响医疗质量与安全，已无力承担儿科住院任务，暂停儿科住院业务，不再接纳儿科住院患者；只开设儿科日间普通门诊，暂停急诊时段儿科门诊。
据媒体报道分析，如果说1月份的医院停诊是当时流感流行造成儿科患者剧增、儿科医生工作负荷过大引起的话，这次余江县人民医院儿科停诊的原因则更为复杂：医师辞职、人员严重流失、在职儿科医生超负荷运转。
令人欣慰的是，5月7日余江县人民医院在其官方微信发布消息，该情况引起了政府及上级主管部门的关注，已经调派儿科医生到该院执业，目前医院儿科已正式恢复执业。
同在5月7日这一天，微博网友“汤汤木头人”发布微博称“北京一位儿科大主任今天下午累得大量咳血”。
隔天，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儿科主任姜玉武在婉拒记者采访时，一再表示自己“真的忙不过来”，“现在真的很累，不想再接受采访”。
儿科再次引起了众多媒体的关注，5月15日，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播出了专题报道，集中关注了“儿科门诊密集关停”“ 儿科医生荒”等话题。两年前，《经济半小时》就对这一话题作过报道，两年后，在记者希望回访当初采访的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和清华大学玉泉医院时遭到了拒绝，理由是两年来“这一局面并未得到改观，巨大的就诊压力让他们疲于应付，不愿再就这一话题接受媒体采访”。
春夏交替，儿童作为易感人群，极易感染疾病。近期，各地的儿科门诊人满为患，儿童医院门诊患者数量屡破历史新高，接连有医院宣布儿科停诊，为此原国家卫生计生委专门下文提出，“元旦”“春节”两节期间，儿童门急诊不得出现停诊和拒诊情况，儿科告急成了每次流感等疾病来临的焦点话题，儿科已成为当下最迫切的民生焦虑。
其实，儿科就医难并非今年出现的新问题，早在2015年底，广州、南京等地就有医院贴出儿科停诊的消息，在近年来一遇流感等疾病爆发就频频告急。
“儿科荒”“ 儿科就医难”的声音在业界不绝于耳，究其原因为何？早前北京儿童医院院长倪鑫在接受媒体专访时称，儿科专业取消、用药收入低、看病风险大是目前儿科的“三大杀手”。这三个问题，直接导致儿科在一些三甲综合性医院“濒临灭亡”。
儿科缺口缘为何？
根据2017年5月发布的《中国儿科资源现状白皮书（基础数据）》（以下简称《白皮书》）显示，当前中国儿科医生总数约为10万人，却要服务2.6亿0岁至14岁儿童，平均每2000名儿童才能拥有1名儿科医生，儿科医生缺口已经超过20万人次。
谈到“儿科人才荒”，许多人会将中国儿科医生严重短缺的原因归咎于停招儿科本科。1998年教育改革中，出于强调本科生知识结构的综合性和全面性考虑，教育部对普通高校本科目录进行了调整，大量分科过细的本科专业被取消，儿科专业就是那时被撤销的，理由就是“专业划分过细，专业范围过窄”，1999年起，大多数院校停止招收儿科学生，代之为统一的临床医学专业。直至2016年，39所高校才启动一体化儿科医生培养计划。
有医生告诉记者，不设本科其实并非“儿科医生荒”的根本原因。除口腔科外，国内还没有医学院校为某一科室单设过本科专业。同样没设本科专业的还有眼科、外科、内科、皮肤科等，却没有面临类似的困境。
教育改革后，儿科医师来源于临床医学专业和儿科学研究生，但儿科医师需要很强的专业性。儿科专业被取消后，新的儿科医生的培养机制迟迟没有建立，有专家认为，这是造成近20年来儿科人才断档的重要原因之一。
让儿科发展更加陷入困境的是，近年来儿科医生的数量不增反降。据《2015年中国卫生统计年鉴》公布的数据，2010-2015年，中国儿科医生总数从10.5万下降到10万。
《白皮书》数据也显示，最近3年，中国儿科医师流失人数为14310人，占比10.7%。其中，35岁以下医师流失率为14.6%，占所有年龄段医师流失的55%。总体上看，职称越低，流失率越高；学历越低，流失率越高。且35岁以下儿科医生流失率较高，城乡相仿。
中华医学会儿科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儿科分会会长、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院长孙锟表示，年轻医生的流失比例相对较高。同时，“上海统计数据发现，这3年流失了269名儿科医生。其中，综合医院流失率为13%，儿童专科医院流失率为4%。”
为什么儿科人才会不断流失？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儿科被称为“哑科”，儿童是特殊的患者群体，医生无法通过简单的问诊进行诊断，诊疗过程自然要比成人复杂许多。因此，儿科的发展在综合医院并不被看好，业内流传一句顺口溜：“金眼科，银外科，马马虎虎妇产科，千万别干小儿科”，足见儿科的尴尬境地。
据深圳卫视此前报道，2011-2015年，深圳市儿童医院共有36名医师及139名护士辞职，其中就有网红儿科医生裴洪岗，他在辞职信中表明，“儿科医生工作量大，辛苦，医患纠纷高发，风险大，还更穷”是其离职原因。
作为医院院长，孙锟也认为，导致年轻儿科医师流失的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收入；二是医院给予的职业上升路径不清晰。
国家卫健委医政医管局副局长焦雅辉此前曾总结过，儿科具有职业风险高、薪酬待遇低、医患矛盾多、工作时间长、负荷重等特点，长期以来儿科医疗服务价格和薪酬待遇与其职业特点不相符，儿科医务人员流失较多。此外，部分医院的儿科病房在多年前的非典期间转为发热门诊和留观病房，以后再没恢复，一些儿科医生转到社区做全科医生。
中华医学会儿科分会的一项数据显示：在我国，平均每年每家医院都有两名儿科医生离开工作岗位。儿科医生的短缺，一方面是人才的数量没有陆续增加，一方面儿科医生不断流失，使得本已捉襟见肘的儿科资源不增反降，加之我国全面实施普遍二孩政策，儿科供需矛盾愈加凸显。尴尬儿科：“累、穷、险”
近年来，从国家到政府部门，再到媒体和社会公众，对于儿科的关注从未间断，但是“儿科医生荒”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缓解，在一些地方还有日益加剧的倾向。
《白皮书》数据显示，我国43.6%的儿科门诊量、53.5%的儿科急诊量是由综合性医院儿科承担的。可见，综合性医院的儿科是儿科就诊的主力。
但是在综合性医院中，儿科的处境却尤其尴尬。业内人士分析，根本原因出在利益导向机制上：医学上的“儿童”，并不是成人的“缩小版”，用药少、耗材少、大型检查少，不能像眼科、外科等其他科室，可以保持较高收益，为医院获得很高的经济收益。儿科盈利能力太弱，是医院的“低收入科室”，科室的整体盈利和医生个体的薪酬密切相关，因此，儿科医生的收入必然不高，但儿科的就诊人数却居高不下，处于“赔钱赚吆喝”的尴尬境地，加之儿童就医医患矛盾突出，给医院带来极高的运营成本和压力，这些造成了儿科医生巨大的工作负担和心理压力，各种因素的叠加，导致儿科的医护人员从业意愿极低。
有业内人士总结儿科工作特点是“累”“穷”“险”。儿科医生有多累？中华医师学会儿科分会的一项调查发现，儿科医生的工作量平均是非儿童医生的1.68倍，但收入只占成人科医生的76%。
“与成人相比，儿科用药是根据患者体重开的，药量少，很多病无需吃药，治疗操作也少。另外，由于儿童生病频率高，发病急，病情变化快，病床周转也快，住院大多时间短。”一位三甲综合医院的儿科医生表示，在目前的医疗体制下，国家对于医疗的投入少，医院有运营压力，而儿科创收少，儿科医生收入自然就少。有业内人士表示，只要这个医疗体制大环境不变，即便是在政策要求下给予儿科医生“开小灶”，都会被当成是一种“施舍”。
《武汉晚报》有文章认为，如果从市场的眼光看，某个行业如果无法创造足够的价值，必然造成其吸引力下降，进而无法吸引人才、留住人才。儿科面临的窘境，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这种情况的反映。但是，医疗行业关乎公众的生命健康权，显然不能只用市场的指标来考量。
儿科医生的工作还很“险”。有儿科医生向记者表示，儿童诊治比较特殊，“孩子不会表达，易哭闹，医生多数情况下需要先哄孩子，诊疗过程既困难又繁琐，再加上现在多数家庭对孩子越来越重视，一个孩子看病，身后跟着四五个大人，医生心理压力颇大，稍有沟通不畅，医患矛盾一触即发。”
人才培养：远水难解近渴
面对儿科种种窘境，举步维艰，各级部门又有哪些举措呢？其实，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也早已注意到儿科医生短缺的问题，也试图进行积极干预，增加医生供给。
为了缓解儿科医生短缺的问题，有关部门也反复发文，要求强化儿科的基础建设。
2016年5月，原国家卫生计生委联合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及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印发了《关于加强儿童医疗卫生服务改革与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推动儿童医疗卫生服务领域改革与创新。
《意见》提出，到2020年，建立健全功能明确、布局合理、规模适当、富有效率的儿童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每千名儿童床位数增加到2.2张。加强儿科医务人员队伍建设，每千名儿童儿科执业（助理）医师数达到0.69名，每个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至少有1名全科医生提供规范的儿童基本医疗服务，基本满足儿童医疗卫生需求。同时，合理调整儿科医疗服务价格：对于儿童临床诊断中有创活检和探查、临床手术治疗等项目，收费标准要高于成人医疗服务收费标准，并按规定纳入医保支付范围。
其中，还要深化医教协同改革，加强儿科学科专业建设，鼓励有条件的普通高校举办儿科学本科专业教育，2016年、2017年，共批准中国医科大学等28所高校增设本科儿科学专业。鼓励医学院校根据教学资源和岗位需求，扩大儿科学专业研究生招生规模，医疗机构优先招聘儿科学专业本科生和研究生。
2 0 1 6年，全国高校招收儿科学本科生8 0 0人、研究生1662人，招收培养“5+3”儿科学专业研究生1200名。
同时，加强儿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和转岗培训，2015年，原国家卫生计生委就印发了《2015年儿科医师转岗培训方案》，利用财政经费对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在辖区内县级医院（含中医院、妇幼保健院）已取得医师资格证（临床类别）的医师，经过一年的培训使之成为熟悉儿科专业、掌握儿科临床技能的儿科医师。据最新消息，目前新招收儿科专业规范化培训住院医师4597名，新增注册执业医师15537名，转岗培训儿科医师5137名。
此外，还开展了一体化儿科医生培养。2016年起，在40所举办临床医学、中医学专业“5﹢3”一体化人才培养的高校中，每校单列30名专项计划，用于招收培养研究生阶段为儿科学专业的一体化人才。同时，继续推进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免费培养。
为了扩大医护人员的人数来源，原国家卫生计生委还决定，2015年9月中旬举行的执业医师资格考试和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报考儿科、院前急诊定向的考生可以加试相关专业内容，加试成绩可以计入总分。此举意味着 儿科和急诊医生可以获得降分录取。
但这样的做法让一些儿科医生不能接受，他们认为，儿科医生需要的细心、经验和专业技术要求都很高，并不输于其他科室医生，降格以求会让儿科医生失去尊严，也会让公众怀疑儿科医生的水平，而且增加了医疗风险。
青岛妇女儿童医院院长邢泉生表示，如果盲目实施补救措施，就会造成追求数量，而忽略质量的情况，如内科医生转儿科，降低儿科录取线等，且这样的补救措施可能短期见效，长期如此可能适得其反，会拉低儿科医生队伍整体素质，降低儿科医生原有的品质与尊严。
所以，许多业内人士表示过担忧：儿科缺口时间较长，合理的解决途径应该是提高岗位吸引力，增加薪酬等吸引人才；新政通过降低儿科医师的执业门槛来吸引人才，可能会让外界质疑儿科医生的综合素质，不当引导会让儿科医生更难堪。
抛开这些不谈，设立儿科学专业和降格以求，无疑有助于增加儿科专业人才的数量，解决缺口问题。但是儿科专业人数的缺口之大，而一个成熟医生的培养周期长达十来年，尽管近年来国内高校陆续在招收、培养儿科专业人才，但待到人才到达一线仍需时日，因此，这些措施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解决儿科缺口的根本问题。
姜玉武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示过，中国儿科医师缺口太大，恢复本科阶段儿科招生确实可能增加一部分人力供给，不过，培养一个合格的儿科医生，从本科开始至少需要8年，远水难解近渴。而且，现在医学生的就业选择很多，一旦了解了儿科的尴尬境遇，随时可能放弃。
帮扶儿科：打好组合拳
孩子是国家的未来。儿科就医难，引起了各地卫生部门和各级医院的重视，并积极探索解决儿科发展遇到的难题。据悉，目前已有21个省份出台了调整儿科医疗服务价格的文件，项目提价30%左右。促进儿科医务人员职业发展，四川等4省份出台了合理设置儿科医生职称评审中的论文和科研成果条件等倾斜性政策。
作为最受关注的一方面，提高儿科医务人员薪酬待遇，2017年，部分儿科医务人员薪酬同比增长10%～25%。
以广州为例，广州市卫生计生委主任唐小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到一组数据：2017年，广州市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出生人数分别为23.5万和17.1万，其中二孩出生总量分别为13.4万和10.1万。常住人口出生二孩率从上年末的43.5%提升至57.2%，户籍人口出生二孩率从上年末的41.9%提升至59.3%，全市每出生10个小孩中有6个是二孩。
面对庞大的可能的就诊量，为支持儿科发展，广州市发改委、卫生计生委、人社局和财政局日前联合印发《通知》，从5月1日开始，6岁以下儿童在广州的公立医院看病，包括门诊挂号、静脉注射等在内的408项医疗项目都会加价。
例如，普通门诊诊查费从10元上升到13元，急诊诊查费从21元上调至27.3元，雾化吸入每次从7.77元增加到10.1元，进行小儿原发性肠套叠
手术复位从1924元调整为2501.20元，扁桃体切除术从520元调整为676元。相关负责人表示，这次的加价幅度将不会超过30%，加收部分的费用依然是按照70%进行报销，以减轻家长负担。谈到为何要对儿童看病加价？
广州市卫生计生委相关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这主要是出于体现医务人员技术劳动价值、留住儿科医务人才考虑。因为医保报销的力度也同时加大，此次调整不会增加家长的负担。
据媒体报道，在广东省内，儿科医疗服务加价30%的政策呼声已久。2016年9月下旬，广东省卫生计生委专门起草了相关方案，方案规定对于6岁及以下的儿童临床诊断中，有创活检和探查、临床手术治疗等体现医务人员技术劳务价值的医疗服务项目，将加收不超过30%的费用。
今年2月10日，珠海市调整了二级以上公立医院888项医疗服务价格，其中，对6岁(含)以下儿童的临床诊疗类项目实行30%的加收政策。而此前，佛山也已经实行了类似政策，目的也是为了留住儿科人才。
对于儿科提价，社会舆论有支持也有质疑。四川在线认为，儿科涨价，大家要读懂其中的善意。价格高了，才能吸引人才向儿科医生岗位流动，另一方面，提高了其中的报销比例，患者看病的费用应该不会有太大提高。
也有人质疑，儿科涨价解了燃眉之急，但毕竟不能解决根本问题，最根本的还是政策和制度。
《大众日报》发表署名文章称，医疗服务毕竟不能完全放给市场，而是具有明显的公益属性。市场化产品和服务，可以通过价格杠杆调节需求，但孩子看病完全是一种刚性需求，价格再高也得看。文章认为，提高儿科医护人员的待遇，可以通过调整绩效考核以及各科室“利益再分配”来实现。在职称晋升方面，则可以制定适合儿科特点的晋升通道。
除了改善儿科医护的待遇，5月14日，福建省财政厅下发通知，将“以奖代补”，鼓励“倾斜、优先发展”：县级医院每新增一张床，就奖励5万元。媒体报道称，这是福建省财政厅自2018年起，为推动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每年增设的专项“奖励资金”，总计2亿元。
听上去是利好基层医院儿科发展的好政策，但消息一出，还是在业内引起了争议。自媒体作者常乾坤认为，大力推动儿科学科的发展不能“病急乱投医”。医院想要健康发展，合理的床护比、医护比尤为重要，资源优化配置才能促进医院的整体进步。因此，“若增加床位，那就要相应地增加医生；加大对床位设置的资金投入，那就要增加对医生的培养资金。否则单方面地推进某方面短板，只增床位不增人的做法，是过度榨取医生劳动价值的行为，不但发挥不到正能量的效果，还会引起这个群体更加强烈的不满，产生使人泄气的副作用。”
既然问题还是纠结在“人才缺口难关”，北京儿童医院则是通过医联体的方式，将医疗资源下沉，让专家移动。医联体是构建分级诊疗体系的重要载体，从2012年创办到2015年，北京儿童医院实行三年“三步走”战略，走出了一条可靠的儿科医联体模式。据该院副院长葛文彤介绍，该院专科医联体内成员覆盖华北、华南、西南和中部地区，该模式内，成员单位均为独立法人，通过集团成员之间的专家、临床、科研、教学、管理、预防6个共享，建设远程会诊中心，实现“病人不动，专家移动”的目标。
有媒体统计了北京儿童医院门急诊量数据，2014年北京儿童医院的门诊量为337万，到2015年门诊量下降约20万。北京儿童医院跨区域的专科医联体取得了明显的效果。除了外部的政策帮扶，医院内部也可以通过管理来支持儿科发展。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将绩效政策向儿科倾斜，实行综合目标管理与绩效考核相统一的津贴分配制度，向一线临床岗位倾斜，与医疗工作量、医疗质量和服务质量挂钩，体现多劳多得、优绩优酬。在绩效考核体系中，儿科岗位被赋予了更高的权重系数，由于儿科医疗任务繁重，因此儿科医务人员的平均收入是全院最高的科室之一。在护理垂直管理模式下，护理绩效考核体现对儿科的政策倾斜，如儿科静脉输液0.9分/次，而成人静脉输液0.3分/次；分级护理的绩效差别也让儿科护士受益于工作量和服务质量为基础的绩效考核，它改变了传统思维，为做强儿科，获得了医护人员的支持。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院长李秋将更多注意力放在了儿科医疗辅助服务能力短缺上。她认为，“近年来国家不断加大对儿科医疗资源的投入力度，儿童医院和儿科床位数都在增长，对儿科医生的培养力度也在加大，但与儿科医疗服务能力紧密关联的辅助医疗服务，如儿科放射、影像检查等，却依然不足，制约了儿科的综合服务能力。”李秋说。
如今，广州等地都在为了留住和吸引优秀儿科人才想办法。央视财经报道指出，要真正破解儿科医生荒，还须打好“组合拳”。除了提高收费标准，改善儿科医生待遇，还有很多方面可以努力。比如，加大财政投入，合理规划儿科医生培养和医院布局，在医科高校扩大儿科专业本科生招生规模，实施临床医学儿科方向本科免费培养计划；出台合适的政策，让儿科医生感受到职业尊严，制定适合儿科特点的晋升渠道，留住人才，从根本上解决儿科医生收入低、风险高的问题。
“在国家政策的有力保障和推动下，各地儿科确实在发展。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能一条腿走路，甚至走进歪路。”孙锟认为，为确保方向正确，发展儿科还须保持4个谨慎：谨慎“大规模开建”儿童专科医院。儿童专科医院若批量建设，虹吸效应越大，其他医疗机构（妇幼保健院、基层医院、综合性医院等）的儿科可能发展较难，中国儿科服务体系将面临“网底”破裂的风险；谨慎成人学科和儿科割裂化；谨慎“儿科服务单层化”；谨慎“基层儿科培训精专化”。
此外，广东省卫生厅原副厅长廖新波认为，最直接有效缓解儿童看病难的办法就是家庭成员学习掌握儿童常见病的症状和治疗。儿童最重要的保护神是家庭，家庭成员必须要有一定的养育知识。“现在的年轻父母以及他们的父母在育儿方面的知识十分贫乏，严重点说，是既不会育，也不善于养。但奇怪的是，这些父母和长辈们又总是认为医生不是为他们的儿孙采用最好的方案，或者认为医生没有足够重视小孩的病情等等。这些怀疑和不信任，最容易使儿科医护受到心灵伤害。因此，无论是从患方来说，还是从医方来讲，掌握一定的儿童护理知识是十分必要的。”
儿科诊所前景可期
我国的儿科门诊量，近半由综合性医院承担，专科医院、妇幼保健院所提供的服务占比极低。《白皮书》提到，在城市，儿童专科、综合性医院、基层医疗机构、妇幼保健院、妇幼保健所提供的儿科医疗服务比重分别为0.5%、24.4%、69.3%、4.4%、1.4%，在农村地区（县级及以下区域）对应数据分别为0.0%、9.5%、87.2%、2.7%、0.6%。
那么，中国各等级医院的儿科工作量是怎样的？调查显示，2014年全国儿科门诊量5.0亿；全国儿科急诊量9000万。各省区市之间，不同等级医院的儿科医生的工作量存在严重不均，二级医院儿科各省区市均约占20%。民营医院严重不足，绝大部分私立医院分布在北京、上海。全国而言，综合性医院提供了绝大部分的儿科服务。
在2018首届妇幼医疗高峰论坛上，道彤投资管理合伙人孙琦提到，随着“85后”“90后”具备很强“消费升级”意愿的女性逐步进入适育年龄，儿科、妇科的需求正在爆发，但是供给却严重不足。
因此，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妇儿医疗机构的建设，显得尤为迫切。在政策方面，除了对于社会办医总体层面的鼓励，还有专门针对妇儿医疗机构的政策支持。
《意见》强调，为缓解我国儿童医疗卫生服务资源短缺问题，鼓励社会力量举办儿童专科医疗机构，鼓励通过特许经营、公建民营、民办公助等模式，支持社会力量举办非营利性儿童医院。
2018年4月27日，在国家卫健委发布的《健康儿童行动计划（2018-2020年）》中，提出了“扩大儿童医疗卫生服务资源，推进儿科医联体建设，鼓励社会力量举办儿童医疗保健机构”的内容。
这些都是创办儿科诊所的有利因素。新世纪医疗此前在2016年报中预测，到2020年，中国儿科及妇产科医疗市场的总收益预计将分别达到1840亿元及5600亿元，而私人医疗服务分别会占到6.6%及13.5%。
春田医管创始人、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原院长段涛认为，儿科私人诊所是公立医院的有力补充，儿科发展的急迫、巨大的市场需求、儿科医疗资源的严重短缺为中高端私立儿科诊所的发展提供了发展机遇。
有业内人士分析，在各种利好政策的推动及数千亿市场的吸引下，将会迎来儿科诊所或者民营儿科医疗机构的大爆发，这也将会成为众多资本必争的“大蛋糕”。
根据咨询公司弗若斯特沙利文的数据估计，2010-2014年，中国儿科医疗市场的总收益从416亿元增至761亿元，即复合年增长率为14.6%，预计到2020年增长到1840亿元。2010-2014年，中国私立儿科医疗市场中高端部分及低端部分的复合增长率分别为20.5%和16.4%。2014-2020年中国私立儿科医疗市场中高端部分及低端部分的复合增长率分别为24.2%和16.4%。由此可见，未来国内私立儿科中高端医疗市场仍处于高速增长期，比低端市场的增长率还要高。
改革在实践中检验
近年来，在各方努力下，儿科发展情况如何？近日，据国家卫健委医政医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截至2017年底，全国儿科执业（助理）医师数15.4万名，较《意见》印发前增加3.5万名。每千名儿童儿科执业（助理）医师数已由2015年的0.54名提升至0.63名。
该负责人还表示，在加快儿童医院和综合医院儿科建设方面，2017年，全国新增儿童医院19家，同比增长9.1%。开设儿科医疗服务的医院达到20024家，同比增长5.9%。儿科总床位数33万张，较2016年末增加近2万张。
在推进儿童医学中心建设方面，北京儿童医院、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共同承担了国家儿童医学中心建设任务。在加强儿科专科联盟建设方面，组建全国儿科联盟，覆盖全国80%以上的儿科资源。在鼓励社会力量举办儿科医疗机构方面，全国共拥有社会办儿童医院55家，合计床位3719张。
在中国，“集中力量办大事”向来是我们的优势，在儿科发展问题上，各级部门给予了极大关注和支持，但医学人才培养的规律还要遵循，儿科难题远不是资金或者人力、物力简单地供给就能快速解决的。有业内人士说，这是我们前些年不重视儿科造成的“后患”，没有8～10年，怕是难有大的起色。也有人表示，儿科现在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正是到了触底反弹的转折点，儿科会越来越好。人才培养周期很长，但儿科就诊又频频告急，各地的改革也是在摸索中前行。当然所有的改革都会有争议，所以只能让改革在实践中得到检验。
孩子是国家的未来和希望，让孩子健康成长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每一家医院必须配备足够的儿科医疗力量，让每一个孩子得到及时诊治，在目前看来，还是一个艰巨的任务，也是最迫切的民生焦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