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1日，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和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联合举办的第六届中国移植运动会在北京举行。
中国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黄洁夫11日在运动会开幕式上特别指出，通过2016年10月在北京举办的“中国-国际器官捐献大会”以及2017年2月梵蒂冈教皇科学院主办的“教皇科学院打击人体器官买卖和器官移植旅游峰会”，中国已向全世界介绍器官捐献与移植事业的“中国模式”。
2007年，国务院颁布《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中国“器官移植事业走上法治化道路”，揭开了中国“移植事业改革的序幕”。这一事业逐渐与过去旧的体系切割。
中国模式的推进
“我国器官移植改革是在党中央、国务院坚强领导下推进的，由国家卫生计生委、中国红十字会与多个政府部门参与的改革，是涉及文化、司法、医疗卫生等领域的深层次改革。”黄洁夫将中国模式的首要特征概括为“举国体制”。
在2010年前后，原卫生部和中国红十字总会酝酿启动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工作试点，集中出台了30多个文件。2013年8月，《人体捐献器官获取与分配管理规定(试行)》发布，进一步规范了器官获取与分配体系。这一系列法律法规形成中国模式的“法治框架”。
“整个器官移植体系的建设一直都是依法而行，在国家和相关部门法规指导下进行。”黄洁夫曾多次强调。
他特别提道，“2014年12月3日，我国宣布从2015年1月1日起停用死囚器官，公民自愿器官捐献为唯一合法器官来源，实现了中国器官来源的成功转型。”
随着器官捐献工作推开，公民捐献热情越来越高。据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与施予受器官捐献志愿者登记网联合汇总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5月31日，全国器官捐献报名登记人数为276082人，共实现器官捐献11977例，捐献器官32984个。
移植运动会是部分发达国家和地区鼓励器官捐献的一项公益活动，起源于英国。20世纪六七十年代，英国器官移植事业刚刚起步，发展同样不尽人意。1974年，英国医学界希望通过运动会的形式，宣传器官捐献。随后，英国移植运动会于1978年演变成世界移植运动会，同时也成为国际器官移植峰会。
2004年中国引入移植运动会，初衷也与英国相似，“唤起公众的器官捐献意识，以生动的体育运动竞技形式向全社会展示器官移植的医学成就”。此次已经是第六届，全国500多名器官移植术后康复患者参与本届运动会。
在新的模式下，器官的获取和分配，则是通过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COTRS）进行。这一系统属于中国器官捐献与移植管理的重要一环。
黄洁夫详细介绍了中国模式之下的器官捐献与移植工作的“管理机构”：“器官捐献与移植工作由国家卫生计生委主管，红十字会作为第三方参与，共同组成了国家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下设五个管理体系：器官捐献体系、器官获取与分配体系、器官移植医疗体系、器官移植后注册登记体系和器官移植监管体系。”
他进一步补充，这五个体系由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中国医院协会、中华医学会、中国医师协会以及器官移植医疗机构等共同组成。同时，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与协调员队伍、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COTRS）、人体器官获取组织（OPO）工作委员会等是这一管理机构中的关键部门。
其中，器官协调员可谓是器官捐献工作的关键，经历了“从无到有的发展过程”。2010年前后，器官协调员队伍建设开始，主要从红十字会系统、卫生行政系统、医疗机构选择合适对象进行培养，考核合格并发证。
“2010年6月，在深圳举办了第一期培训班。培训班截至2016年已经举办了24期。目前，合格培训协调员超过1900人，650多人来自红会系统，还有1200多人来自医疗机构。”中国红十字会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副主任侯峰忠表示。
当日，黄洁夫除了阐述中国模式的举国体制、法治框架和管理机构外，还提到这一模式其他的一些特征，如人体器官捐献标准、人道主义救助政策、人文精神等。
医疗保障逐渐完善
在中国，器官移植技术探索开始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最早落地的是肾移植。总体来说，中国目前是世界器官移植数量第二大国，尤其在肝移植、肾移植、肺移植、心脏移植、胰肾联合移植等领域更是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
“2015年全国有2776例器官捐献，实际发生1万例左右的器官移植手术。2016年全国有4080例捐献，移植手术超过1.3万例。2017年器官移植有望增长30%，达到1.5万至1.6万例。”黄洁夫在6月11日指出。
尽管如此，一些业界周知的因素困扰着移植事业的发展。比如，器官来源有待进一步扩大，需要全社会的积极参与。此外，移植事业发展还受制于医疗服务体系和医疗保险体系。
2007年之前，中国器官移植医院一度超过600家。不过，因为器官来源及其他种种原因，中国器官移植存在很多问题。因此，2007年移植事业改革启动之后，卫生部门将合格器官移植医院一下子压缩到163家。
提供移植服务的医院少，医生必然也不足。与会的医疗行业专家当日以肺移植的窘境来描述医生缺乏的程度：按照公民捐献的情况，2016年理论上应该可以完成8000多例肺移植手术，实际上全面仅完成“204例肺移植手术”，而且“其中2/3都是无锡市陈静瑜医生团队完成的”；这样的情况，“其实是我们很大的损失”，部分一线城市甚至“没有会做肺移植的医生”。
为了缓解这样的局面，2015年卫生部门新增了5家合格的器官移植医院。截至2017年，符合资质的器官移植医院达到173家。卫生部门对新增医院给出的标准也很严格，尤其是对器官移植后成活率提出了较高的标准。
黄洁夫指出，“希望在中国模式主导下，尽快提高移植事业的发展，2020年中国器官移植医院能增至300家”。
2015年器官移植医生新的培养体系已经正式启动，有望改变移植医生不足的尴尬局面。黄洁夫展望，“到2018年就有一大批年轻医生成长起来，届时中国器官捐献移植事业将再上一个台阶”。
另外，器官移植费用一般来说整体偏高：“肝移植从住院到出院费用大概在60万元”“心脏、肺移植和肝移植费用差不多”；肾移植费用略低，也在30万元。在国内目前的经济状况下，器官移植并没有纳入基本医保赔付范围。一部分需要器官移植的患者的就医压力大。
不过，目前这一情况也在逐渐改进过程中。2016年两会期间，黄洁夫在全国“两会”上提案将肾移植纳入大病医保报销范围，医保部门积极响应。尽管各地步伐不一致，但是北京、上海、江苏等多个省市已经将都肾移植纳入大病医保。
此外，6月11日与会专家还提道，经济发展比较好的深圳、上海等地还将器官移植后抗排异药物纳入了医保。
这样的大趋势同样符合中国模式的“人道主义救助政策”。与会专家期望，“2020年，基本医疗卫生法要出台，希望器官移植可以纳入到基本医疗保险报销范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