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在国内，不管是公立医院还是民营医院，对国际化人才的需求日益高涨，面向全球招兵买马的新闻不时见诸报端。

2016年6月，为加强国际化一流医院建设，北京协和医院发布公告，面向海内外招聘医疗、教学、科研高端人才及特殊岗位急需人才。

在资本市场上，2017年，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公开表示，正在考虑做连锁医院，计划在上海、成都、青岛建设三座综合性国际医院，在全国各地开设300家牙科诊所。中国医疗允许外国医师到中国执业，被王健林认为是有利因素之一。

那么在实践中，中国医疗服务市场对外国医生的吸引力如何？他们来华行医有着怎样的职业生态呢？

许朔告诉《中国医院院长》，“请发达国家的医生来中国行医，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1997年，许朔任中日友好医院国际医疗部主任，一直干到退休，对涉外医疗感触颇深。

北京是157个外国大使馆和国际组织驻华代表处的聚集地，上世纪90年代末期，国内涉外医疗供给不足，很多外国人对国内医疗服务水平不放心，看牙都要去香港。为了满足这部分人的需求，1998年中日友好医院国际医疗部正式运营。

许朔介绍，医疗部正式成立后，随着外国患者的不断增多，医院亟待提高涉外医疗服务水平。为增强与患者的沟通交流，医院曾尝试招聘发达国家医院的医生，对美国、加拿大等国家的医生都有接触，结果不尽如人意。

许朔说，一方面是因为发达国家医疗体制与我国有明显差异，这些医生在本国有自己长期积累下的固定客户，一旦选择来华行医，就意味着将丢掉自己的客户。其次，发达国家的医生尤其是专科医生在本国的收入水平本身就非常高，国内公立系统难以提供有竞争力的报酬。除此之外，外国医生还要面临语言不通、文化适应、生活习惯差异等问题。

“了解到这种情况以后，我们就放弃了。”许朔感叹，国际医疗部招聘外国医生都比较难，如果是普通医院的普通科室招聘外国医生，那就更难了。

在首都之外的地方青岛，以外籍医生引进为标志的涉外医疗发展与当地经济发展密不可分。上世纪90年代，青岛市提出了发展国际化城市的战略思路。按此思路，青岛要成为山东与亚欧大陆桥经济带对外开放的龙头。2003年，韩国城经由青岛市政府市北区政府批准正式建立，越来越多的韩国人在青岛居住从业。在政府招商引资的过程中，涉外医疗保障成为外商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

“外商来的时候不问招商引资的政策，因为已经很好了，环境也没有问题，他们最关心的是出差到中国的员工医疗保障如何？”青岛市立医院国际医学部主任韩伟说，外企员工有很好的国际保险，但外商对青岛涉外医疗保障的信心不及北京、上海。

面对政府有导向性的需求，作为青岛市最大的医院，青岛市立医院责无旁贷地承担起了发展涉外医疗的重任。

据韩伟介绍，青岛市立医院国际门诊于2003年12月底成立，发展过程中，前后有十几位国际医生，一类是韩国医生，另一类是欧美国家的医生。她将该院外国医生的引进模式归结为基于友谊和外国医生的奉献。因为无论在欧美国家还是韩国，医生都是非常吃香、高收入的职业。而在国际医学部，即使与国内民营医院相比，医院也难以支付具有竞争力的薪水。这些外国医生选择来国际医学部主要是为了做慈善和服务。

韩伟解释说，在外国医生的职业发展过程中，有一阶段是特别希望奉献和帮人的，他们希望自己所做的对中国是有帮助的。这些来服务的国际医生，每个人奉献的时间不同，半年、一年、两年，而那些能够长期留下来的医生，需要“碰”。在没有丰厚经济回报的前提下，医院配合其完成帮助人的愿望，在理念上双方配合上了，就有可能达成长期的合作。

现如今，在青岛市立医院国际门诊，共有3位国际医生，其中一位是美国内科医生、一位韩国牙医，一位韩国中医针灸师。工作时间分别为10年、14年、5年。

韩伟介绍，外国医生这个规模已经足够。国际医学中心没有必要全部是外国人，邀请国际医生除了树立外国患者对医院的信心，更重要的是学习借鉴他们的服务理念。10年来中国医疗发展突飞猛进，很多理念都在改变，医院的服务水平逐步获得国际患者的认同，一些患者并非要到国际门诊看病。

“我们与国际医生的合作，建立在基于友谊和国际医生奉献的基础上，这种模式放到任何一个城市可能都不太好复制。”韩伟说。

许朔也指出，国际医生来华行医以短期为主，原因各式各样，有的是爱人在驻华外企工作，本人也随着来到了中国。

事实上，外国医生在华行医，对医院管理来说，需要一整套的服务体系。首先是语言问题，在一个以涉外服务为主题的机构，其接纳的医生和患者都是多元化的。对一位国际医生而言，虽然大多数情况下是服务于与自己驾驭语言一致的患者，但也免不了像美国医生接诊日本患者的情形。例如在和睦家医疗，医生来自于25个国家，服务的患者超过180多个国家，和睦家医疗的刘文婧说，在这种情况下，在有需求的时候，医院会配小语种的翻译。在和睦家医疗，客服语种涉及日语、阿拉伯语、韩语等多个语种。

在语言之外，一些配套问题也有待医院出面解决。如帮助医生解决孩子入学、安家落户等问题。

 

与大多数公立医院国际门诊部门有少量国际医生相比，一些高端民营医院成了外国医生的聚集地。

“在北京，外国医生主要是聚集涉外高端诊所和医疗机构。”许朔告诉记者，这些外国医生以全科医生为主，诊疗的绝大多数患者是医院商业保险的客户。

据和睦家医疗副总裁胡春介绍，在中国，和睦家医疗近400名医生，约1/3是外籍医生。

她介绍，支持国际医生最终选择到和睦家执业主要是因为他们来这工作和在自己国家工作环境差别不大。具体说来，包括以患者为中心和坚持循证医学证据诊疗疾病的理念、良好的工作环境、可与国际接轨的薪酬福利、继续再教育机会、多年来和睦家积累的口碑等。在和睦家，近一半的外国医生来自于内部推荐，有工作十年以上，也有因为家庭等各种原因工作一段时间后回到自己国家的。

胡春特别提到，“有些医生就是想单纯为中国医疗事业做贡献，在和睦家医疗这个平台，工作氛围、工作内容与国外变化不大，但是可以给中国患者提供医疗服务。”北京和睦家医疗骨科主任澳大利亚籍骨科医生路继科便属于此类。

路继科出国前为新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副主任医师，出国进修后决定在澳洲边工作边重新攻读澳大利亚医学院，毕业后完成了5年的骨外科医生系统培训并获得专科行医资质，在墨尔本、悉尼多家大型医院积累了十年骨科专科临床实践经验。

他坦言，他选择回国服务的行为招来家人和一些朋友的误解，一些在国外做生意的朋友直言：“（澳大利亚）行医执照很多人都考不上，我们这些人中，只有你考上了，为什么还要回去？”

路继科告诉《中国医院院长》，多年来，虽然自己在澳洲生活无忧无虑，但他始终有一个回国服务的心结要了。他说：“当年国家那么穷，都舍得送我们出国进修，我就想着一定要回国服务。虽然自己入了澳大利亚籍，但做梦都想回来，很多次都梦到在国内做手术。”

回国后，路继科说，在这里找到了主人的感觉。“在国外是打工，在这儿是做自己想做的事儿。”他还表示，中国同事给人的印象是医生护士都比较谦虚，人与人之间很尊重，关系比较融洽，不像在国外，时不时仍能感受到文化上的隔阂。

如今，作为骨科主任的路继科，除了日常诊疗工作，还承担起了科室的组建和团队培养重任，他希望把自己掌握的技术毫无保留地传递给科里的年轻人。

有业内人士介绍，在外华人医师有不少是医学界的精英，有些在美国已经几十年，父母年纪大了，孩子也已成年，希望有机会能回国效力。

路继科也表示，学成归国这样朴素的情愫大多数出国人员都有。大部分华人在外边时间长了，有了经济基础和一定的社会地位，都有回国服务的念头，只是没有碰到合适的机会。

 

据胡春介绍，医院180多位外籍医生中，各个科室都有涉及，但在全科和急诊科特别以外籍医生居多。

胡春分析，这与国内全科和急诊科教育体制不太完善有关。在国内，全科和急诊科医学教育和住院医教育基础均较薄弱。而在和睦家，全科与急诊科的服务模式均遵照国际模式，与国内有明显差异，对医生水平要求更高。如在国内，全科医生通常指的是全内科，而在和睦家，许多患者是先看全科医生，经过全科医生诊断，有需要的才会被推荐给专科医生。这就要求全科医生内外妇儿都要有较深的涉及，能够对患者的症状做出初步判断。许朔介绍，发达国家的全科医生甚至可以接生、缝合。

在急诊科方面，国内不少医院的服务模式是把相关科室医生集中在一起，内科看内科，外科看外科，而在和睦家，一位急诊科医生同样要掌握内外妇儿诊疗，外科伤口也能够处理。

胡春、路继科坦言，在中国患者的某些习惯面前，国际医生需要很好地适应。比如，当小儿有发烧、咳嗽症状，根据医学相关证据，根本不需要使用抗生素，可一些中国家长看不得孩子被病魔折磨的难受样，会出于见效快的原因要求医生使用。在这种情况下，医生要更加耐心地给家长科普，讲清楚疾病未来几天的症状如何，可以做哪些处理，使用抗生素的远端后果等，在爱孩子的共同愿景下，寻得医患诉求一致。

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医疗体制的原因，中国患者对全科医生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习惯自己直接预约挂专科号。以路继科为例，在他一周3天的门诊中，每天患者有10～15位，最多达50位，主要是患者自己直接预约，少数由全科医生转诊而来，面对每一位直接预约的患者，作为专科医生，他需要从第一个问题问起。而在澳大利亚，路继科的患者均由全科医生转诊而来，全科医生对患者进行初步处理后，会向专科医生递交一封信，对患者情况进行全面介绍，专科医生根据患者情况，再选择医院进行手术。路继科表示，不管是从节省专科医生资源还是从患者治疗考虑，转诊比预约都更优。

胡春也表示，为帮助中国患者形成先看全科的习惯，在其接受专科治疗时，和睦家会向其介绍全科医生。她同时坦言，这仅为建议，不会强制。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国际医生来华后，正在以他们的方式影响着中国本土的医疗。

“医院感染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医护的手不干净，并不是用了多少抗生素和消毒剂。国内医院里将手的卫生作为要求，而在外籍医生那里，接诊患者前先洗手是在医学生的时候都已经被教育，这样的观念在日常工作中是深入骨髓的。”

韩伟说，关于手的卫生，国内在医学生教育中也会提及，但不重视，更强调诊断治疗。在与外国同事共事的过程中，这些外国同事在很多细节方面展现出来的医学素养让她深受触动。除此之外，疾病的预防和综合管理在内的医疗理念、用不断更新的知识调整规范化治疗方案的学习精神、以患者为中心的服务理念等都值得国内医生和医院管理学习。

“‘以患者为中心，以患者安全为目标’的流程化设计，原来我们没这么做，国际医生来了，我们只能配合去做，一开始不理解，做了以后才慢慢明白这其实是为了保证医疗安全。”韩伟以国内就诊流程举例，国内通行的做法是，患者来了，直接在诊室外候诊。若患者中间有高危患者，候诊时突然倒下，全部的医生又都要到服务台来。

而在青岛市立医院国际门诊，按照国际标准先对就诊的患者进行评估，评估指标包括生命体征、年龄、疾病、有无摔倒风险等，根据结果再分诊。韩伟指出，这对于识别高危患者、节约医生的资源是很有好处的。

“国际医院评审标准（如JCI或DNV）是建立在医生短缺的条件下，这对中国大医院的管理是很有借鉴意义的。”韩伟说。

 

据业内人士透露，在获得外国国籍的留学归国人中，有的在应聘中会说自己在美国培训完了，其实就是曾在外国实验室打工，根本拿不出培训证书。还有的说在一些医院工作过，向医院一打听，根本没有这个事情。

路继科表示，在为有资质、高水平的医生积极创造回国服务机会的同时，也要严防“滥竽充数的人”进来。

他指出，“来华医生必须严格审核，否则一些滥竽充数的人会进来，要防止一些人因为在国外待了几年，拿到美国籍了，就在国内变成专家了，一定要进行考试鉴定。”

事实上，为加强外国医生来华短期行医的管理，1992年，原卫生部曾发布《外国医师来华短期行医暂行管理办法》，根据该办法，申请外国医生来华短期行医注册时，外国医生须提交的资格证书有学位证书、外国行医执照或行医权证明。据韩伟介绍，这些证书均需要中国驻外国大使馆进行公证。

不少地区按此执行。而北京地区，进一步提高了对外国医生的准入门槛。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外国医生申请来京短暂行医，还需要到北京市中医管理局规定的地点报名参加考试。

路继科办理来京行医手续前曾参加了北京市组织的考试。他坦言，难度不小，这样的考试可以将一些水平欠佳的申请者挡在门外。

据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副院长林野介绍，目前，全国除北京外，外国医生来华行医均不用考试，只在当地注册即可，这可能带来许多风险。

最典型的就是医疗整形领域。有媒体甚至以“中国成韩国三流医生练手场”为题进行报道。

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研究中心主任肖苒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指出，在国外，如果外国医生想要在他国行医均需要用当地语言考取当地的医师执照。她建议，洋医生来华行医须考取中国执业医师执照，这是外国医生在中国行医的基本前提。

韩伟则认为，目前，以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为代表的中国医师培养制度和考试制度正在向国际接轨，很多地方是在向发达国家学习。她指出，发达国家对医生的考核体系比我国更专业，更完善。如果招募的医生是从这些国家来的，当地的有效资质证明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体现外籍医生的水平。

“比如在美国，外籍医生的行医资格每隔一段时间需要更新，更新的时候，需要提供包括继续教育记录在内的很多材料，有详细的审核标准。我们其实是利用了他们的审核标准来约束医生。当然制定全国统一的认可范围对于规范国际医生聘任是非常有意义的。”韩伟说。

胡春介绍，在和睦家医疗，对外国医生提供的资质证明，医院相关部门也会向国外发证机构审核确认。针对提高外国医生门槛的呼吁，她表示医生面对的是患者的生命，准入有一定控制是应该的，有助于高水平医生的引进。但她同时指出，目前中国医生的教育体制和考试体制与国际是脱轨的，应避免生搬硬套。国家应从体制和行政化上引导医疗资源多元化和丰富化，而不是片面地控制。

据胡春透露，北京最新的政策动向是不再需要集中考试，但具体的实施细则仍不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