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认为，中国医疗卫生发展经历了从“缺医少药”到“看病难和贵”、从“见物”到“见人”、从“治疗”到“预防”、从“经济”到“文化”的阶段。当下中国的医患关系也进入了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有的也是不断轮回。但是自古至今，刘玉村认为亘古不变的是，“看病这件事情就是医生与患者之间的一种交流，虽然现在有了互联网，但还是离不开患者与医生之间的交流互动，这是根本变不了的。”

刘玉村上初中那年，一天肚子疼得直打滚，送到医院被诊断为胰腺炎，转到天津大医院做手术。住院45天间，每天见到的都是出院入院、降生死亡。他亲眼看着两张床之隔的孩子因肾功能衰竭死在床上，对于15岁的刘玉村来说，医院就是一个生与死进行较量的战场。“手术以后三天都不知道自己还活着，”父亲把火化的衣服都买好了，但他死里逃生，活了下来。“受尽了应该经历的苦难，因为被放了四根引流管，每天引流4000多毫升的液体。”当时有位进修的女医生问他：“小不点，你长大要干什么？”他开玩笑地说：“我要当医生，长大了也拉你一刀。”这是他作为患者与医生的对话。自此，他也与医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刘玉村回忆起来，那个时候从来没人用过“医患关系”这样的词，因为一说到“关系”，人和人之间就远了。“医生和患者之间总是有说有笑的，患者从没给医生送过礼，医生也尽心尽力照顾患者。住院的时候，常有护士推着我去阳台看风景。我那场大病又手术又输血，还切口感染，但最终却只花了300块钱，其他都由农村合作医疗负担，放到现在，就相当于30万了。那种状态才是医学的根本——人文关爱，当患者觉得医院里满是人情味时，他就不会计较花掉多少钱了。”所以，“我们的医改应该抛开技术层面的东西，更多地关注‘人’，而不是‘病’，这是我们要回归的地方。”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以下简称“北大医院”）门诊楼一进门就会看到一句话：“尊敬的来者，无论您因为什么来到北大医院，您都是我们尊贵的客人，您都应该受到礼遇。”2012年，在北大医院新门诊楼落成典礼上，时任院长的刘玉村说，终于敢把这一句心里话写出来了。他上任六年，领导北大医院大力宣传、弘扬“厚德尚道”的核心价值观，宣传“水准原点”的医院愿景。他曾说，“我始终认为在医患关系的双方，医院和医护人员是主体、是强势方，我们的医院和医护人员应该有所作为。”

之所以在医院门诊楼写下这样一句话，刘玉村表示，除了提醒医院医护人员善待患者，另一方面要提醒患者注意“客人”的身份。他认为患者就医应该心存“敬畏”之心，“敬”是患者对医生要尊重；所谓“畏”，是代表着对自己身体的不安和担心。求医问药是中国自古以来留下来的一句话。作为医生，对患者要怀有仁爱之情，行为表现出来就是要救死扶伤。

他说，让中国的老百姓有尊严地、体面地在医院里看病，这样大家的心情就会变得好一些。

 

刘玉村在任北大医院院长期间狠抓医院文化建设，2006年，刘玉村从北大医学部副主任调任北大医院院长，他说，担任这家具有百年历史的大型医院的掌舵者，是“受命于北大医院的关键时期”。

当时，在北大医院之外，其他医院都在快速发展，而身处京城深处、距离政治中心最近的北大医院，却在人口、交通、地域、空间等方面遇到了种种限制。

在北大医院内部，随着上世纪80年代一批老专家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新的学科带头人尚未建立学术声誉，北大医院的人才梯队青黄不接。

如何让这家有着百年历史的医院走出低谷重塑辉煌，是刘玉村上任后思考的第一件事。他给出的答案是：先文化，后经济。

北大医院的院训是“厚德尚道”，简称“厚道”。医生对患者应该厚道，院长对工作人员应该厚道，患者对医生也应该厚道。“我在任期间，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让印在杯子上、名片上、玻璃上、院墙上的‘厚道’标识走进人们的心里，落实在行动上。”刘玉村说，“水准原点”是北大医院的愿景，这个标准通俗解释就是，其他医院在选择比较时，做到“像北大医院那样就行”。同时，他也希望北大医院的发展成为中国医院可解剖可分析的样本，“北大医院什么样，中国医院就是什么样”。

刘玉村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曾经表示，“我做院长，就三点做法，第一不能自私。人的压力往往来自于自私，如果我有太多私心、私利，把进药、基建、设备采购都抓在自己手里，那一定会背上太多压力的包袱。最好的方法就是权力下放，分散压力。第二是转换环境。可以用体力活动，比如打球等运动来缓解；也可以通过转换角色，比如坚持每周做手术来缓解。第三是包容。当院长6年，我只发过两次脾气。尽量多去包容别人，会让自己的心变大，做事不纠结。”

“我在任北大医院院长职位十年，亲自申请了很多项目和资金，但我从来没有管过工程。盖新楼有一个人管，修旧楼又一个人管，药事委员会和设备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是主管医疗的副院长，学术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是主管科研的副院长，我只担任了学位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我放掉了所有跟钱、权真正相关的权力，将权限全部下放。”

刘玉村说，在他心中有三条线，一条是红线，就是国家的法律。一条蓝线，叫道德和良心。还有一条绿线是人之常情，也就是人情世故。其中，红线绝不可逾越。作为医生，不是一点馈赠都不可接受，但要心安理得，前提是你没有违背道德、良心、法律、法规。因此，他认为，医生要把自己当作高于一般人很多的人。

谈到包容，他表示，一个单位千万不要只有一个声音，一位院长在任时，医院只有一个声音，这是很危险的。因此，当院长一定要包容所有的声音。

 

谈到管理之道，刘玉村有自己的医院管理心得：“我们每一个人第一选择的是方向。环顾社会、世界和行业，脚下是否有路？如果没路，是否具备筑路的条件，是否因为没有路，要改方向？作为医院院长，你也要看你的医院有没有方向和路？如果有路，也不是我们沿着路往前走就行了，那是走别人的路。正确的做法是先看方向，然后去找路，没路修路，我就是这么过来

的。因此，大医院的院长要把看方向和趟自己的路当成首要大事。”

医改10年，“医院付出了不小的代价，这种代价就是医护人员的伤、残、死……”刘玉村说，当院长的要爱护自己的员工，要在一定程度上为自己的员工解除战时状态。不少医生上有老，下有小，有自身的各种承担。因此，院长要体谅医生。

伤医事件频发，医生健康值得关注。“过去10年，是中国医院发展最快的10年，但是医患关系没有做好，这是最糟糕的。”刘玉村认为，大医院下一步发展要符合转型期的国家整体形势。哪家医院能够找准方向，做好调整，哪家医院就搭上了下一步快速发展的列车。他认为“真正考验水平的时候到了”。

刘玉村十分关注中国县级医院的发展，他认为“县级医院是中国医院系统中最基本的构成单位，也是最贴近广大群众的最基本的单位。县级医院经营的好与坏，直接关系到患者得到的医疗服务好与不好”。

谈到当下的县级公立医院改革，他期待未来县级公立医院应该担重担：一是要把当地居民的常见病、多发病（包括肿瘤）留在当地看，要加强医院与之配套的专科能力建设；二是对心梗、脑梗、脑出血等急性心脑血管疾病要具备第一时间进行抢救的能力；三是县级医院在未来要做教育培训，建设成为有“文化”的医院。

刘玉村说，院长要有开阔的视野，找到医院发展的方向，需要用改革开放的精神来管理医院；同时，院长不仅要关注到医院的“事”，还要关注医院的“人”，人才是医院最核心的资产。作为院长会面临各种各样的诱惑，要保护好自己，保护好医院的科主任。

他关注新一代中国医院管理者的成长和发展，“我有点担心，现在这一批经历过苦难、有过建树的院长站在台上讲道理，做学问。那么接下来谁能支起业内的一片天，带领一个方向？我们这代人有自己的老师，可有时候回回头却发现自己身后没有后来人。因此，我们需要传承。”

 

拒绝执行医院与患者签拒收红包协议、主张公立医院应该开展特需医疗、希望通过优化医疗费用结构体现医护人员的劳动价值……在新医改的道路上，刘玉村总是在发声，他是各个学术会场的演讲明星，他的会场总是被围得水泄不通。他会积极向相关部门建言献策，他会出现在健康节目现场为老百姓普及健康知识，他还在全国政协新闻发布会上替医生说话……他的话语是媒体追逐的焦点，也最能获得不同听众的共鸣。

“应该允许公立医院赚富人的钱，用医院20%的资源做特需，换回医院80%的收入。我们没有真正的渠道让富人大大方方把钱拿出来，我们把从富人那里赚来的钱补贴老百姓，这不是高尚的事吗？”

“我认为现在中国看病绝对难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这种看病难是相对的。你非要找某个知名医院的知名专家，那能不难吗？不要再说看病难，而是要适应多元化的就医需求。但看病真的是贵，一个支架多少钱？一个起搏器多少钱？一放放好几个，放一个两个就算了，一下放五个？如果该放也就罢了，但真的该放吗？我想你们是清楚的。如果患者是一个卖了房子、借了钱来看病的人，我们于心何忍啊？”

“看病贵的问题，是定价的问题。见物不见人，这种状况应该改变，定价应该跟着人走。不要再根据机器定价，应该根据人力定成本。不改变收费方式，医生地位很难得到提高。”

“如果把天平一端的药费、检查费降下来，把另一端的医疗服务价格提上去，天平仍是平衡的，也就是说，政府和患者可以不多掏钱，同时优化了医疗费用的结构，体现医护人员的劳动价值。可以用降低的药品和检查费用补贴医务人员的劳务费。”

“我的大家庭中有好几个学医的，我总给他们正能量，从不过多地抱怨这个社会。我认为，过去的这些年，医生不受尊重，是这段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现象，总有一天，我们会走上正道，回归到我们的医疗本质，这个时间不会太长，这段历史会过去，我们会赢得人们的尊重，但需要现在的精英们，一批带头的人去做些什么。人受到尊重了，一切就好了。”

十年院长的经历，让刘玉村感慨良多。有人称他功成身退，有人说他华丽转身，他认为自己是心怀感恩，幸运为伴。

“医学的本质是‘甜’而非‘酸咸苦辣’。当初我选择医学，一路走来，幸运相伴。没想过上大学的人，成为我国第一个临床外科博士；没有从政经历，却在院长位置坐了十年；当许多人难以转身的时候，我转变角色任医学部党委书记，继续为医疗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对此，我心怀感恩，感恩曾遇到的人和事，心中充满甜蜜。也只有懂得感恩的人，才能回归医学本质。”